[转载]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3之3

转载自《炎黄春秋》1998年 第8期 ，作者：薛攀皋

毛泽东终于发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由于许多生物学家强烈反对消灭麻雀，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同志打算写一个报告向上反映。经请示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决定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报告。

1959年11月27日，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13]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签署：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14]

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部署，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于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以便尽快制订计划并组织力量分工协作，开展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并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协调小组于3月4日正式成立。[15]

就在“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开展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16]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谈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成绩之大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之后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17] 报告虽然没有直面当年定麻雀为害鸟并予以消灭的决策是错误的，但总算有一段巧妙的文字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为麻雀恢复名誉。麻雀终于解脱了整个家族将在中国灭顶的厄运。

毛泽东最终还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收回了灭雀的成命，虽然这个过程显得长了一些。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纠正自己的失误，总是令人高兴并受人敬重的。

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而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成功地翻了麻雀冤案。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为了真理敢冒风险、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

问题并未完结，麻雀一案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生物学家，在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中，没有因为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消灭麻雀的决策而受到冲击，但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

早在1962年因癌症谢世的朱洗，因为首先提出要以史为鉴，吸取外国灭雀的教训，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被认为胆敢把人民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号召消灭麻雀，同封建帝王普鲁士腓列特大帝下令扑灭麻雀类比，公开反对毛泽东，而受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直到1978年11月26日，人们才为他重新安葬，并按原来的墓志勒碑，纪念这位为我国实验胚胎学、细胞学的理论研究卓有建树，对经济鱼类人工繁殖和蓖麻蚕驯化研究也作出重要贡献的生物学家。

郑作新作为鸟类学家是反对灭雀者中唯一亲自研究过麻雀的生物学家。从灭雀运动还处于酝酿阶段时起，他就明确提出：对麻雀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依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和环境区别对待。在反右派斗争运动席卷全国时，他又在学报和《人民日报》，发表麻雀全年食性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是他及其同事们对从产果区和农作区采集到的近千只麻雀，进行逐个解剖和研究的结果。报告充分印证了他的论断。然而，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文革”中也成为弥天大罪。他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为此，他挨过没完没了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的冤案始得平反昭雪。他的事迹被编入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试用教材的“为麻雀平反”的课文中，教育儿童向这位正直的科学家及其无私的科学精神学习。

麻雀的冤案，随之而来的一些生物学家的冤案，至此都一一平反了。捕杀麻雀高潮的1958年已过去了整整40年。然而，回顾历史，仍有许多问题值得人们反思。例如，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如何正视少数人的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如何正确处理经验与科学的关系，真正尊重科学，以科学论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如何正确看待已有的历史事件，真正引以为训，不重蹈前人覆辙；一旦决策失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反馈系统，及时纠正错误；如何为广开言论，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在重人治的时候难以做到，即使在强调法治的时候，也并非能够轻易地做到。

〖附记：笔者作为当年参加麻雀益害问题研究的一名科学组织工作人员，写过一篇题为《为麻雀平反的一些情况》，刊载于1993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去年，首都某大报记者未经该刊同意，又不注明出处，先后据以写成《麻雀的故事》和《毛泽东与麻雀的故事》在报刊发表。《炎黄春秋》杂志得知，约我充实内容，重写这一题材。感谢海内外的几位热心朋友，又为我提供资料，使我得以对50年代的我国灭雀运动，从酝酿、决策、实施到最后撤销的过程，按时间顺序整理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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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3．张劲夫：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党组档案（长63—19）。
14．毛席的批示，参见[13]。
15．两次会议记录，参见[13]。
16．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 一文的注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263页。
17．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

麻雀一案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学习正直无私的精神

麻雀一案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为了真理敢冒风险、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

毛泽东最终还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收回了灭雀的成命，虽然这个过程显得长了一些。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纠正自己的失误，总是令人高兴并受人敬重的。

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如何正视少数人的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如何正确处理经验与科学的关系，真正尊重科学，以科学论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如何正确看待已有的历史事件，真正引以为训，不重蹈前人覆辙；一旦决策失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反馈系统，及时纠正错误；如何为广开言论，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在重人治的时候难以做到，即使在强调法治的时候，也并非能够轻易地做到。

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而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成功地翻了麻雀冤案。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为了真理敢冒风险、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

除四害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麻雀案值得我们深思！尤其决策者。

回复 1# 一粟


   

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而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成功地翻了麻雀冤案。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为了真理敢冒风险、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

毛泽东终于发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回复 11# ganggang39


   

毛泽东终于发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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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而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成功地翻了麻雀冤案。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为了真理敢冒风险、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

回复 9# vmp


    除四害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麻雀案值得我们深思！尤其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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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最终还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收回了灭雀的成命，虽然这个过程显得长了一些。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纠正自己的失误，总是令人高兴并受人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