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9講信仰危機 道德危機 2015.9.12.廣播聖密龍講

第499講信仰危機 道德危機 2015.9.12.廣播聖密龍講
第499講 2015年9月12日廣播聖密龍講
信仰危機 道德危機
廣播電台：
非常感恩 薄伽梵 師尊賜予我們今天的聖緣，來到電台廣播上來作聖密龍講的聖示。
薄伽梵 師尊，您好！
阿彌陀佛！

薄伽梵 師尊：
阿彌陀佛！

廣播電台：
在最近的聖密龍講聖示里， 薄伽梵 智及維摩詰 師尊以大歷史的角度，與我們分享不同中國文化歷史發展的情況。
現在恭請 薄伽梵 師尊為我們繼續地聖示。

薄伽梵 師尊：
阿彌陀佛！各位聽眾大家好！
今天是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第499次聖密龍講。
前面數次的聖密龍講，我們從大歷史的角度，分析到了在中國的歷史上理學的產生，甚至聯繫到儒學思想的一個概要的發展線索，包括它們與佛、道以及其他中國文化的種種的關係。
從大歷史的角度分析，歷史上，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產生、發展，以及它最後的歸宿，這些其實都是偉大歷史的自己的選擇。在大歷史的滾滾向前的洪流中，他們任何一個方面的人和事，都沒有可能選擇他們自己，他們只有被大歷史所選中的時候，竭盡全力表現他們自己。但是，當大歷史它所表現的、它所授予的、賦予的種種的機遇消失的時候，這些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儘管竭盡全力，也是沒有辦法再重整旗鼓。除非大歷史還是繼續要讓他在歷史舞台上進行表演。
因為，從大歷史的角度，理學的產生，可以看到，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前面的聖密龍講通過對宋明理學的得和失的分析上，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
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如何正確地回應外來文化？
如何正確地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倫理危機，以及種種的社會危機？
我們在觀察到宋明理學興起的時候，討論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說，正是在佛家的學說受到了統治者的不喜歡的時候，受到了嚴重的壓制，突出的例子就是唐武宗滅佛。從面上看，唐武宗自己生了重病，他要請道家的術士為他治病，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家受到推崇。道家受到推崇的時候，相對來說，佛家就開始受到了壓制，甚至是嚴重的壓制。
由於宇宙本身顯示了祂偉大的因果關係、因緣關係，顯示了祂的基本的能動力，因此，佛家的壓制，雖然在短短的五六年中間，受到了非常殘酷的嚴重環境，佛家被壓制的時候，寺院被焚燒，僧尼被還俗，不肯還俗的，就予以殺戮，尤其是當時的密宗，密宗的種種的法器，密宗的種種的法本、教法、教相、事相、戒相、圓相，統統地被摧殘。
當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延續的時間事實上并不長久。當唐武宗最終因為生病而死亡的時候，很快，道家的發展也在這一場滅佛運動的後期也慢慢地受到了宇宙的力量的壓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理學之所以獲得了理順成章的舒展，也就是儒學得以復興。由於儒學它並沒有像道家一樣簡單地排斥外來文化、排斥佛教，反而積極地回應，吸收了佛家其中它認為是佛家優秀的部分。
像程顥的許多思想，比如說講：“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這其實正是涉及到了西方文化哲學所認為的“宇宙的本體論”。慢慢的，從先秦時代的儒家學說的“性善論”和“性惡論”，過渡到了後代的“無善無惡”的本體觀念。從這一點上說，這不可謂不是一種進步。
中國的哲學歷史，這時候，從儒家的發展也已經慢慢地涉獵到了、討論了“心物一體”這一個問題。
以佛家而論，世界是靈性的投影，所以，這關鍵不是在於觀照於外在的物體，而是，觀照宇宙必須在於對自心的觀照，也就是說“觀自在”。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就是說，在於自心的、內心的修行。
這些觀點其實與《易經》本身所講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相互對照、相互呼應、相互蕩磨、相互借鑒。
在這裡，理學思想又借鑒了佛學思想的“心性說”的觀點。自然，他們的詮釋，應該說跟佛教還是有非常細微的差別，就在於 大聖 佛祖的理論中間，非常系統地在這種萬物變化之中，闡明了緣起的思想，闡明了生命的觀點，闡明了生命的轉化，闡明了生命的宇宙至極機制——虹化和轉世。
而宋明理學似乎對此并沒有深入的闡發，只源於佛教的這一理論只還正在佛教的密宗那裡秘而不發，并沒有在當時中國社會廣泛的流傳。
可以看到，理學的一些思想太過簡單，也太過機械，看上去比較死板，沒有活生生、活脫脫的生命體驗，這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區別。
但是，理學這種謙遜地吸收了新的文化營養的做法，給予了宋明理學它自身新的生命動力，此時，又遇到了宇宙的選擇，佛道兩家當時雙雙衰落，由是，宇宙就選擇了宋明理學，那麼，宋明理學大發展的契機已經成熟。它應運而生，應運而復興，應運而發展，在此宇宙選擇的關頭，而被人們，被中國的學問家們專門命名為“宋明理學”。
但是，在歷史上，很多學者都不是很喜歡理學，因為理學確實是到後來顯得有些專制了，也就是走上了某一種的極端，這實在是遠離了先秦時期孔老夫子“過猶不及”的中、正、和、大的基本原則、基本理念、基本思想。
這不僅是它沒有最好地傳承先秦儒家的精髓，也是因為它在借鑒佛家思想的同時，沒有深入地領會到佛法之中真正最精微之處，但是它又要堅持自己的正統地位。
佛家學說真正的最精微之處就是祂的哲學性、生命性、廣袤性和祂的深刻性。
對於這“四個性”，宋明理學它并沒有體察到，但是，它又要借歷史賦予它的機會，堅持自己的正統地位。所謂的正統地位的確立，某種程度上，如果不加以自省，就會產生執著。這個時候就無法超越名言相，無法超越它本身宗派的局限，無法超越它自身的宇宙認識，不能夠深入。
也就是說，佛家所講的十三層識的理念、唯識的理念，不僅是佛家本身的流派所了解、研究的深入程度、廣度都不深，更不用說流傳到社會上，而流傳到社會上的，僅僅是很小部分。
關於生命的學說，作為宋明理學而言，佛家的生命學說太深奧，無法理喻，無法去探究，無法去品嘗，因為，祂聯繫到生死大事。
生死大事，一旦落入了六識的窠臼，由於生死大事是不可以質疑的，它一定是不同於社會上、歷史上的任何學問，因此，這一個不同，確定了這個傳承非常之深奧、非常之深刻，而這個深奧、深刻的生命觀點、生命理念、生命實踐以及生命的實際操作，這必須是要有傳承的。
而宋明理學它又要倨傲於它的統治地位，這就會局限宋明理學對宇宙真理的進一步的探索。這一種非無我、非清淨的思維狀態，它既偏離了古老的孔子問道學禮的精勤的精神，也局限了它向佛道兩家以及其他更多的思想深入和究竟的研究、探討以及學習。
宋明理學在接受佛法的營養時，確確實實是有些地方學得是有一點偏差的，甚至是大偏差。它的偏差關鍵在哪？關鍵就是偏離了佛家思想對生命、對宇宙究竟的探索。當一個理論離開了生命的實踐，當一個理論離開了它哲學上的究竟，那麼，它必定是會越走越遠，甚至是產生偏差的。
我們曾經討論到，宋明理學走上正統的思想地位的同時，也改換了先秦原典儒學的積極的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頹廢。
其實，宋明理學，如果它真正地明白了佛家所言的本體而立萬物的緣起法則，它怎麼可能不趨向積極呢？
如果宋明理學它真正地明白了佛家哲學所言的對於本體論而立萬物的生命法則，那麼，它怎麼可能不更積極呢？
因為，佛家的生命哲學、生命的理念、生命的實踐、生命的驗證，這是非常生動而有趣的宇宙實踐。這一個實踐，每一個人都是眾缘具足之際加以自我的發展的。
發展什麼？也就是說，發展到虹化和轉世。
發展什麼？也就是可以發展到虹化、霓虹、空行、不思議境和涅槃之境的。
因此，佛家的生命體驗，祂是非常積極的。佛家的非常積極的生命實踐，這當然是需要口授心傳的。
當佛家的理念正處於低潮的時候，佛家的理念沒有可能——這一些精闢的佛家的生命的哲學和生命的實踐——就沒有可能被高高在上的當時的宋明理學的理學大家們去接受的。
我們回顧這個理學，並不是為了回顧而回顧，為了學理學而學理學。我們是為了研究歷史，研究中國哲學的大歷史而研究這一段大歷史，而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領悟佛法的真正的精神。
我們聖密行者們要更好地理解和領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髓，尤其是“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精神，這樣的一種心態在今天去恢復中華傳統文化，這也就是程顥所謂的“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於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這與我們平時所討論、所講的“學佛學”和“學佛”兩者的區別，其旨趣幾乎是毫無二致的。
我們現在研究宋明理學，回顧宋明理學，再來回顧我們自己聖密宗的教法。我們相信，聖密宗的教法裡頭，有很多歷史上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我們曾經討論過，我們和少林寺的禪宗有著遠端的血緣關係。這些血緣關係不僅是從遠端的傳承中可以找到脈絡，也可以從近端的教法中也找到相同之處、相同之點。
我們回顧，從理學角度出發的對宇宙真理的觀照、平等包容的理念的接受，為我們在後續中更好地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價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同時，我們最近也從《大公報》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開始肯定了 跋陀聖祖祂在少林寺傳承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非常之好。
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有責任來討論一下：
跋陀聖祖來到中國之後，祂做了些什麼？
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後來祂又如何發展祂的傳承？
而祂的傳承確確實實是我們現代可以說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我們研究 跋陀聖祖的傳承，並非是要推翻少林寺現在 達摩聖祖傳承這一條線，而是“錦上添花”，使少林寺的傳承更為豐富，更為翔實。
我們因為已經是歸宗少林寺，既然歸宗少林寺，我們對少林寺的歷史的研究，也負有一定的歷史責任。我相信，我們的討論能夠豐富少林寺的少林文化。
今天由於時間的原因，聖密龍講暫時到此結束，明天再見！
阿彌陀佛！

廣播電台：
很感謝 薄伽梵 師尊今天的聖密龍講教法，我們期待明天繼續地聆聽 薄伽梵 師尊的聖示。謝謝 薄伽梵 師尊！
阿彌陀佛！

薄伽梵 師尊：
阿彌陀佛！各位聽眾大家好！
今天是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第499次聖密龍講。
前面數次的聖密龍講，我們從大歷史的角度，分析到了在中國的歷史上理學的產生，甚至聯繫到儒學思想的一個概要的發展線索，包括它們與佛、道以及其他中國文化的種種的關係。

從大歷史的角度分析，歷史上，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產生、發展，以及它最後的歸宿，這些其實都是偉大歷史的自己的選擇。在大歷史的滾滾向前的洪流中，他們任何一個方面的人和事，都沒有可能選擇他們自己，他們只有被大歷史所選中的時候，竭盡全力表現他們自己。但是，當大歷史它所表現的、它所授予的、賦予的種種的機遇消失的時候，這些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儘管竭盡全力，也是沒有辦法再重整旗鼓。除非大歷史還是繼續要讓他在歷史舞台上進行表演。

因為，從大歷史的角度，理學的產生，可以看到，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前面的聖密龍講通過對宋明理學的得和失的分析上，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
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如何正確地回應外來文化？
如何正確地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倫理危機，以及種種的社會危機？

我們在觀察到宋明理學興起的時候，討論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說，正是在佛家的學說受到了統治者的不喜歡的時候，受到了嚴重的壓制，突出的例子就是唐武宗滅佛。從面上看，唐武宗自己生了重病，他要請道家的術士為他治病，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家受到推崇。道家受到推崇的時候，相對來說，佛家就開始受到了壓制，甚至是嚴重的壓制。

由於宇宙本身顯示了祂偉大的因果關係、因緣關係，顯示了祂的基本的能動力，因此，佛家的壓制，雖然在短短的五六年中間，受到了非常殘酷的嚴重環境，佛家被壓制的時候，寺院被焚燒，僧尼被還俗，不肯還俗的，就予以殺戮，尤其是當時的密宗，密宗的種種的法器，密宗的種種的法本、教法、教相、事相、戒相、圓相，統統地被摧殘。

當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延續的時間事實上并不長久。當唐武宗最終因為生病而死亡的時候，很快，道家的發展也在這一場滅佛運動的後期也慢慢地受到了宇宙的力量的壓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理學之所以獲得了理順成章的舒展，也就是儒學得以復興。由於儒學它並沒有像道家一樣簡單地排斥外來文化、排斥佛教，反而積極地回應，吸收了佛家其中它認為是佛家優秀的部分。

像程顥的許多思想，比如說講：“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這其實正是涉及到了西方文化哲學所認為的“宇宙的本體論”。慢慢的，從先秦時代的儒家學說的“性善論”和“性惡論”，過渡到了後代的“無善無惡”的本體觀念。從這一點上說，這不可謂不是一種進步。
中國的哲學歷史，這時候，從儒家的發展也已經慢慢地涉獵到了、討論了“心物一體”這一個問題。

以佛家而論，世界是靈性的投影，所以，這關鍵不是在於觀照於外在的物體，而是，觀照宇宙必須在於對自心的觀照，也就是說“觀自在”。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就是說，在於自心的、內心的修行。

這些觀點其實與《易經》本身所講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相互對照、相互呼應、相互蕩磨、相互借鑒。
在這裡，理學思想又借鑒了佛學思想的“心性說”的觀點。自然，他們的詮釋，應該說跟佛教還是有非常細微的差別，就在於 大聖 佛祖的理論中間，非常系統地在這種萬物變化之中，闡明了緣起的思想，闡明了生命的觀點，闡明了生命的轉化，闡明了生命的宇宙至極機制——虹化和轉世。

而宋明理學似乎對此并沒有深入的闡發，只源於佛教的這一理論只還正在佛教的密宗那裡秘而不發，并沒有在當時中國社會廣泛的流傳。
可以看到，理學的一些思想太過簡單，也太過機械，看上去比較死板，沒有活生生、活脫脫的生命體驗，這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區別。

但是，理學這種謙遜地吸收了新的文化營養的做法，給予了宋明理學它自身新的生命動力，此時，又遇到了宇宙的選擇，佛道兩家當時雙雙衰落，由是，宇宙就選擇了宋明理學，那麼，宋明理學大發展的契機已經成熟。它應運而生，應運而復興，應運而發展，在此宇宙選擇的關頭，而被人們，被中國的學問家們專門命名為“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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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9講信仰危機 道德危機 2015.9.12.廣播聖密龍講

從大歷史的角度分析，歷史上，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產生、發展，以及它最後的歸宿，這些其實都是偉大歷史的自己的選擇。在大歷史的滾滾向前的洪流中，他們任何一個方面的人和事，都沒有可能選擇他們自己，他們只有被大歷史所選中的時候，竭盡全力表現他們自己。但是，當大歷史它所表現的、它所授予的、賦予的種種的機遇消失的時候，這些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儘管竭盡全力，也是沒有辦法再重整旗鼓。除非大歷史還是繼續要讓他在歷史舞台上進行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