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之年的宗教和宗教研究[1-8/8]

不平凡之年的宗教和宗教研究[1/8]

邱永辉  金泽

在本年度宗教蓝皮书的两篇特邀报告、七篇各大宗教发展趋势报告、两篇热点报告和三篇专题报告的基础上，主编对２００８年中国宗教及其研究的现状、发展趋势、主要问题和相关政策建议进行再思考，草成此总报告。

引言：不平凡之年的中国宗教

２００８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不平凡之年。之所以说不平凡，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令人一惊、一悲、一喜、一叹的四个大事件。而在此令人震惊不已、悲喜交加和无限感叹之中，中国宗教界表现出一系列不平凡的举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２００８年春节过后不久，人们出其不意地经历了一场震惊。人们聚焦一年一度的“两会”的目光，却意想不到地看到拉萨街头一些号称“和平使者”的喇嘛的犯罪行为。人们为“３·１４”事件所震惊，紧接着是静下心来的思考。“藏独”企图分裂祖国的“３·１４”事件虽然很快平息了，但人们对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思考却挥之不去，甚至过去极少关注宗教领域的人们，也开始关注“宗教问题”。


在２００８年中，人们为“５·１２”汶川大地震中痛失亲友而悲。举国上下，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发自内心地伸出援助之手。宗教界的各教各派，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其中特别吸引眼球的是震区什邡市的罗汉寺，在素全法师的领导下，将禅房作为产房，在寺内建立起临时的产科医院，使１０８个婴孩平安地降生，再次解释了“普度众生”的含义。中国宗教界除捐钱捐物之外，还举行超度法会，进行抚慰民心的活动，凸显出宗教人士在大灾面前的独特作用。国务院前所未有地宣布地震后的“头七”为“全国哀悼日”，为世俗的和宗教的不同解读，均提供了空间。许多人将此解读为对生命的尊重，也有人从中看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对接，还有许多文人学者将此举看做是２１世纪中国最悲壮的一次全民性“祭奠仪式”，其中不仅表达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亦包含对民族传统的弘扬。


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是全中国人民的大喜事。各教信徒，无论是作为一般信众还是神职人员，全都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其中：奥运会开幕式中的佛教文化元素（如飞天、丝绸之路、盛唐乐舞）；在奥运村设立的佛堂和祈祷室；基督教界印刷１０万册奥运版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四福音书》，免费提供给各国信仰基督教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新疆喀什的艾则孜丁·阿不力孜、新疆昌吉的寇金发阿訇、宁夏的杨占祥阿訇等代表中国穆斯林担任了火炬手；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维语班的学生还利用语言专长，加入了奥运志愿者的行列。


到２００８年底，肇始于美国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动荡让人感叹不已。人们对西方金融机构作假、高管们的贪婪感到愤怒，对“以宗教立国”和金融诈骗之间的道德张力感到困惑与失望。①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人们从当前深不见底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看到去宗教场所的人在增加的新现象，从而也观察到社会与信仰、经济与宗教的双向互动关系，引发了普通人对于“信”与“不信”、金融信仰与“骗用”、伦理与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


如果像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信仰、宗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及经济发展“潜在的精神力量”，那么世界发展到今天，当社会经历了“祛魅”和“复魅”的正反建构之后，当“神圣”信仰（宗教）与各种“世俗”信仰和各种“新兴”的宗教共舞的时候，多元化的信仰世界如何仍然具有“精神变物质”的意义？卓新平认为：巨额财富的一夜蒸发在经济学上可用“气球”被吹破、“泡沫”被挤掉来解释，而在社会心理学、精神现象学层面上，则也是“精神带走物质”，使之荡然无存。与“神圣”信仰相同的，是这种“世俗”信仰也要靠前瞻、靠投入、靠冒险，其信仰“破灭”后的重建亦十分艰巨、非常缓慢。但与“神圣”信仰不同的是，这种“世俗”信仰的走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向成正比，经济危机越大、世俗信仰也就越“危机”，而“神圣”信仰却往往会与社会危机成反比，即社会问题越多、越复杂，“神圣”信仰的“世俗”危机则越会减少、减弱，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希望。因此，在金融危机时期“世俗”信仰也出现崩盘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意义上“神圣”信仰的重新抬头，看到相关宗教的“复魅”与“复兴”。


卓新平认为，我们应当关注“信仰”的“资本”意义。正如“金融资本”基于“信用”关系的变化有其“实”、“虚”两面那样，“信仰资本”亦有其“实”、“虚”之变，由此使其游移于“硬资本”与“软资本”的互动、变迁之间，形成变幻莫测、深不可探的精神大海。“信仰”这种“无形资本”的存有可使社会“有形资本”变大、变硬、变得坚实，而这种“信仰”消失在精神层面造成“无形资本”蒸发的同时，也直接引起其社会“有形资本”变小、变弱，甚至变得一无所有。这里，无论是“神圣”信仰还是“世俗”信仰都有其相似之处和共同之点。面对当今社会的信仰变幻和宗教起伏，我们很有必要为此而研究“信仰资本论”和“宗教经济学”。


人世间的悲苦喜怒哀乐，乃宗教“觉悟”之酵母，亦是宗教研究“嬗变”之契机。人们在地震这种不可抗拒的天灾中，看到中国人心底共存的道德良心；人们在金融危机这种人为的灾祸中，不仅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中与世界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且幻相的破灭更使人们认识到，道德的维护与重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也应是全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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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各大宗教发展的新趋势


２００８年，中国各大宗教都展现出新气象和新趋势。从总体上说，宗教的发展速度较快，从现状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宗教仍会不断发展。宗教领域保持了团结稳定的局面，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我国宗教发展的主流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空前活跃，宗教的国际性明显增强；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关联民族平等与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国家统一与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


（一）２００８年，中国各大宗教均展现出一些新气象


佛教方面，魏德东撰写的本年度佛教报告认为，２００８年是中国佛教富有担当而又充满创新的年份。在社会服务方面，佛教界快速有力的汶川救灾，展现了佛教界参与社会事务的强大力量，标志着人间佛教发展的新阶段。在自身建设上，佛教界采取了多项前所未有的举措，如讲经交流会、佛教外语交流会等，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学术界对佛教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予以了新的理论解读。互联网和社会大众围绕佛教形象所产生的意见分歧，表明了佛教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引人注目、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道教方面，王卡、陈文龙的道教报告直接以《道教发展的新气象与新机遇》为题，说明自１９７８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古老的道教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８年中国道教在组织建设、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宫观建设、社会慈善、对外交流、刊物出版


和道教文化及旅游活动等方面，均展现出发展的新气象。道教界不仅享有良好的政教关系，而且与学术界、文化界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良好关系。


作为“五大宗教”中唯一的本土宗教和相对较弱的宗教团体，道教的新气象让报告人颇感欣慰，并认为：“至少在维系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平衡方面，道教的存续和发展有一定意义”。


伊斯兰教方面，２００８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也是中国穆斯林恢复朝觐的第３０年，２００８年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人数近１２０００名，为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年。在文化教育领域，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在２００８年出版了第二批四部教材。２００８年，中国穆斯林积极参与了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活动，包括“５·１２”大地震之后的抗震救灾活动，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穆斯林代表担任火炬手，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维语班的学生担任奥运志愿者等。２００８年适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５０周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银川市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回商大会暨中国穆斯林企业家峰会，标志着“回商”成为继“晋商”、“徽商”等称呼后的新概念。


中国基督教的新气象与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换届的顺利进行直接相关。２００８年１月９～１４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基督教全国两会新一届领导。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的召开及一系列规章的通过，为中国基督教会带来一些重大变化，其中的主要表现是领导班子年轻化，进一步突出集体领导，更加注意教会内的制度建设，突出两会的服务功能，更加注重加强与基层两会和教会的联系，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等。


（二）２００８年，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些新趋势逐渐显现，而改革开


放以来逐渐呈现的一些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


第一，中国各大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的趋势有明显的强化。


２００８年，各大宗教在自身建设方面有新的突破。中国佛教协会等组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讲经交流会、第一次佛教外语交流会等活动，对中国佛教界起到了鲜明的导向作用。道教在建立地方道教协会、建立和加强各地道协之间的合作方面有明显进展，比较成熟的地方道协已形成一套相应的内部运作管理模式。伊斯兰教在广泛宣讲、及时转化解经工作的成果，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撰写穆斯林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卧尔兹（讲经）方面的进步，有助于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经学体系。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独立自办方面，２００８年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５０周年座谈会的举行，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换届的顺利进行，都有助于中国基督教团体继续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在独立自办、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上继续前行。２００８年是中国基督教界和学界提出神学思想建设以来十周年，中国基督教神学重实际和重实效性的特色更充分地得到张扬，教界所讨论的问题不少是与当今社会密切相连的，如教会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包括构建和谐家庭）方面发挥作用，如何为经济建设作贡献等。


第二，在充分发挥宗教的社会服务功能方面，展示出方式更为直接、形式更为开放和合作更为广泛的趋势。


宗教界的慈善活动是其信仰实践的组成部分，是宗教信仰的外化与物化。宗教为慈善活动提供了深刻的信仰基础，慈善又使宗教的社会关怀找到了落实的途径，从而彰显自身的社会价值。２００８年，各大宗教团体除了在抗震救灾和服务奥运中有良好表现外，在公益服务活动方面也成绩突出。如具有宗教背景的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服务机构，开展赈灾、助残、扶贫济困，预防艾滋病宣传，捐助建设希望小学，开办孤儿院、安老院、康复中心、诊所，开展义诊、义务维修等各种类型的慈善服务工作。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面临灾难时，宗教的功能和宗教界的慈善公益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界的救灾不仅能在物质层面给予灾民以救助，更能在精神层面给予他们以抚慰。宗教界通过宗教仪式、心理疏导等方法，使一些灾民和深受灾难冲击的普通中国人获得心灵的安宁。这使得宗教团体服务社会的方式更加多样、直接和高效。虽然我国的五大宗教在救灾中都在尽量淡化自己信仰的独特性，但宗教慈善公益事业本身为不同宗教、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对话与交流平台，有利于人们在爱的奉献中了解宗教应当具有的正功能，从客观上也有利于宗教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宗教团体与政府、大众、企业和基金会的合作，一方面加强了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宗教界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制度保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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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教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增强。


在国际交流方面，各大教界与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与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北美、欧洲的联系和交流明显增多，交流的领域进一步扩大，甚至涉及经商和旅游等方面。中韩两国佛教艺术家进行了互访，分别演出了《神州和乐》与《灵山斋》。２００８年，丹尼尔斯枢机率领比利时天主教代表团访问中国教会。互联网为宗教传播提供了便捷，也加强了国际宗教活动的时效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位小和尚以平淡无奇的博客（２年内达到了近３０００万人次的点击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佛教的关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在网上看到基督教的宣教活动，网上仪式亦不断增加，甚至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某种紧张。从本书中伊斯兰教报告对穆斯林流动问题的分析可见，目前中国有３００万名流动穆斯林，这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外国穆斯林向中国的流入有直接关系，其流动的趋势、特点和带来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引起我国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


第四，有些宗教团体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出现了过度世俗化、商业化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宗教的神圣性。这一趋势在２００８年继续发展并引发了更多的讨论。


中国天主教会在教职人员灵修生活、主教退休、司铎养老、教职人员和修女的医疗保险、固定资产管理、收入管理等基本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与监管。自１９８２年始，因电影《少林寺》的成功而得以重生的少林寺就一直吸引着众人的注意。近年来，少林寺僧人衣着华丽，为手机开光，接受政府奖励的豪华汽车，有保洁员打扫卫生，兜售昂贵的巨香，武僧人的巡回表演，在寺院上网以及释永信在国际媒体上的ＣＥＯ形象等，早已是全社会的热点议题，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绝大多数国人认为“僧人应静心修行，不应积极入世”的背景下，少林功夫却已成为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宗教与文化品牌。因此，对少林寺问题的学术探讨，让部分学者走向了对宗教的开放性和保守性的讨论。这种讨论所关注的实质问题是，少林寺能否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挑战面前恢复和发扬禅宗精神，能否做到“功夫与禅修一色，武僧与禅僧齐飞”，真正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象征。更宽泛地说，中国各大宗教都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它能否在庞大的市场需求面前与时俱进，能否容纳探索创新，同时又在滚滚红尘中保持其神圣性。


二理解“中国宗教”的特点：儒教与民间信仰在对西方宗教学有关“宗教”的定义进行研究时，中国宗教学界早就注意到：虽然“宗教”与非宗教的边界在中国是比较模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宗教是丰富多彩的；“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社团，在形态上是丰富多彩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在理论范畴上应当是开放的，而不应当是封闭的”（金泽语）。不仅如此，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中国宗教恢复性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对于儒教是教非教的讨论，所谓“民间信仰”庙宇和民俗活动在中国各地方兴未艾，提醒我们除了关注“五大宗教”及其团体（即按西方宗教定义划定的宗教及其团体）外，还应当关注传统的儒教及其“碎片”在当代的发展，关注民间信仰的发展趋势。卓新平在《金融危机与宗教发展》报告中，将“模糊”的、尚处于争议中的儒教和民间信仰，均归入目前中国宗教三大板块中的“边缘板块”，但同时也指出：“虽然在这些‘模糊’的‘边缘板块’不应该有‘泛宗教’认识的偏激，却也不能忽视或无视其中的宗教因素，不能放弃对中国人的‘宗教性’的认识和界说。”蒋坚永在其特邀报告《加强对中国宗教新生态、新问题和新挑战的研究》中，特别提出要加强对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民间信仰涉及宗教工作的新领域，信仰庞杂，信徒众多，据专家学者估计其人数将超过五大宗教的信徒人数。各地宗教部门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极开展试点，逐步将民间信仰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曹中建、张新鹰、金泽、陈明、陈进国等人对福建的民间信仰问题进行过调研，近年又与浙江社科联合作，展开了更为大型的浙江民间信仰调研。叶涛的报告中所反映出的一些思路和建议，对于进一步总结各地的经验，加强分类指导，争取逐步将民间信仰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应当很有参考价值。


吴真博士的中国民间信仰报告《从封建迷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历程》，从题目即可见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学术史的重视，以史见证，与现实相呼应，中国民间信仰以及信仰活动经历了步入合法性的艰难历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界开始普遍使用学术概念“民间信仰”为既有的意识形态概念“迷信”进行脱敏，并试图否定民间信仰的宗教属性，强调它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存在价值。伴随着各地民间信仰活动的复兴，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等学科在过去２０年都进入民间信仰的文献与田野调查中，经历了


一次对于“民间—小传统—乡土社会”的观念转变。２００８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认了“信俗”、“庙会”以及它们背后组织者的“文化传承人”身份，各地民间信仰庙宇与仪式实践纷纷转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新的面目重登历史舞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民间信仰是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宗教学角度观察和分析民间信仰，更多关注的是宗教研究领域的成果，我们请吴真博士撰写相关报告，一是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要对跨学科的研究动向有所了解；二是实践我们搭建这个学术平台的立意，切实推动跨学科学者间的合作，即要互相往来。


儒教资深研究者李申的报告，无疑是一篇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俱佳的“总结性”报告。作为《中国儒教史》、《中国儒教论》等当代儒教研究代表作的作者，李申对于儒教的总体评价观点鲜明：儒教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经和灵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并且这种演变和发展基本上是一种自行的演变和发展，因而它的演变发展道路可以作为宗教自行演变和发展的典型代表。从学术角度论，李申在报告中对于儒教的发展史、儒教的名称、儒教的信仰和祭祀制度，以及儒教是教非教的争论，都有自己的论述。


在蓝皮书所关注的“政策建议”部分，李申建议有关部门，在积极引导群众树立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谨慎地采取“化祀神为民俗”、“变祈福为纪念”的方式，把民间自建的庙宇改造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高尚情操教育的基地。同时建议有关部门，担负起清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段文化遗产的历史任务。李申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群众，帮助群众摆脱神癨信仰，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乃是政府有关部门，包括宗教研究者和管理部门的职责。放弃这种职责，就是失职。用传统儒教的说法，是为臣不忠。但是对待这种群众性的祀神活动，又不能简单从事。


具体而言，李申建议参照历史上儒教国家的经验，对儒教当今的残存碎片和新出现的民间神祀，采取以下三种办法。第一是化祀神为民俗、变祈福为纪念。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古代儒教国家那样，把民间的神癨招安加封，使之纳入国家祀典，但是可以淡化其中的祀神内容，使之成为健康的民俗活动。实际上，过去已有许多这样的先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赛龙舟，还有现在的节日庙会，这些是化祀神为民俗。现在由国家组织的祭祀黄帝陵的活动，则是虽有祭祀之名，实际也仅仅具有纪念意义，可以称为变祈福为纪念。这样的变革，今后还宜更加自觉地进行。但这些变革，指的是变革已有的，而不宜重开坛庙。


对于儒教中的祭祀活动，过去就有过仅仅具有纪念意义的说法，虽然用于判断历史现象并不正确，然而用于现实，却是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仁人志士，虽然当时不过是忠臣、孝子，作了当时统治者的支柱或点缀，但是其中那些体现民族健康精神的人和事，则是树立民族形象、教育民众的绝好内容。儒教国家曾经到处创建“先贤祠”，其用心也是如此。参照古代的经验，可在各地选取一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把私建的、不规范的、具有迷信色彩的庙宇，逐步改为先贤纪念馆。馆内陈列有关先贤们的文物，编写有关先贤们的书籍，宣传先贤们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和事迹，委派优秀的退休干部或教师等进行管理，将其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的基地、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场所。这是一个需由宣传、文教、公安和宗教管理部门通力合作、长期坚持的事业，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在这里，需要克服那种急功近利或者得过且过的思想，树立为民族前途着想、积极负责的精神。


第二是禁止。对于建筑质量很差，危害社会安定，以及危害群众身心健康的，要坚决禁止，甚至拆毁。在禁止和拆毁时，宜特别小心和谨慎。第三是不禁不改，暂时搁置。由于改造的力量有限，这种不禁不改的局面，


将会在长时期和大范围内存在，将来也会保留一部分，以满足部分群众仍然需要的祈福活动。但是一定要有长期打算和规划，一定要把化祀神为民俗、变祈福为纪念作为努力的目标。


儒教被弃以后，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大量的书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和创造，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光荣和屈辱、优点和缺陷。据统计，中国古代留下的、载于书籍的文字材料共有３０亿～３５亿字左右。其中儒教典籍约占百分之八九十。这份遗产需要清理，才能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为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提高中华民族的智慧服务。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提出过清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文化遗产的任务，现在国家不断走向富强，可以花较大的力量用于清理传统文化遗产。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可以把儒教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肉体死亡了，他的灵魂中智慧和健康的部分，就仍然在为中华民族服务，为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提高中华民族的智慧服务。这也可算做是儒教前景的一个部分。


三热点关注：中国基督教的现状、问题与研究２００８年宗教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将一些长期私下关注的问题公开化，即在公开的讲坛上和论著中探讨众所周知的“秘密”话题，这是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纪念和发扬改革开放，也是为宗教问题“脱敏”。也许，正因为某些问题“敏感”，才更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做更多的探讨，是什么问题就探讨什么问题。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比以前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越来越采取将政府的政策与学者的个人见解区分开来的态度，逐渐意识到学术探讨的多种“声音”，一是其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二是客观上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几方面之间的开放互动，在有意无意间为宗教问题的学术探讨与实证研究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２００８年度我国宗教学界在当代中国基督新教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突破。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加强了对中国宗教现状的研究，继浙江三地民间信仰调查之后，２００８年又在江西、湖南和云南展开宗教现状调查，其中重点关注的是基督教的发展现状。本书发表的由邱永辉、陈进


国执笔的两篇报告，是此专题调研的部分阶段性成果。前一篇报告旨在通过客观、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基督教现状、问题和相关政策的研究成果，向决策部门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相关的政策选择；后者则直接提出了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的问题。


（一）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及特点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但其中出现的问题亦需深入研究。从管理者角度说，一方面，今天中国基督教的规模已经大大扩充，形态已经多样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传播方式、组织形式和联合意识；另一方面，基督宗教自入华传教以来，根本没有认清中国“政主教从”的传统和政府以其政治权力来抵制外来宗教“渗透”和“干政”的特点，“或干脆不考虑其所认识到的这一特点，因而从整体上仍处于与中国政府的对峙、较量之中，面对着两者‘没有完成的相遇’之现状。”（卓新平语）１９９０年以来学术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的研究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基督徒人数及教堂、聚会点数量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基督徒人数增长的总趋势下，最近几年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发展明显减缓的现象。从整体上说，中国教会的“老三多”（妇女多、老人多、文化程度低者多）现象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从趋势上说，中国信徒的整体结构是向“新三多”（青年人多、文化程度高者多、社会地位高者多）方向发展，性别比例亦趋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徒的年龄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农村基督教徒的职业已经多元化，城市精英教会、知识分子教会、老板教会的独立发展引人注在信仰人数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教会人士对“中华归主”的期盼，或向教会报功领赏的需要，境内外都有过于夸大的数据、毫无根据的推测甚至信口开河之说，但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中国基督教信仰人口的权威统计数据。关于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的权威统计，还有待于展开大规模的客观调查和统计。


学术界对于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的总体评价是：第一，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基督教经历了稳步发展的过程，总体上呈现的是“常态化”的发展态势；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的增长指数（堂点和信徒人数）并不均衡，不能以“发展过快”概括全貌。第二，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城乡弱势群体在基督教信徒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累积的“民生”议题在特定阶段集中发酵和附生的结果，而且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第三，基督教信徒的信仰得以确立，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基督教会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和宗教发展的正常现象。第四，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活跃，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影响，也可能引发宗教、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中国的基督徒在１３亿人口的国度里依然是少数，人们不能随意夸大其社会影响力，至于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状况，不能只看基督徒数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看中国教会在社会发展中能否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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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向管理者提出了许多问题与挑战。第一，三自教会内部宗派意识的复苏和勃兴，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基督教异端之间“拉（抢）羊”的角力错综复杂，潜藏着各宗派势力争执“正统与异端”的风险。执政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他究竟只是公共（社会）事务的实际管理者，还是要被迫兼备“模拟”宗教裁判长？第二，三自教会的单位化、官僚化和科层化的形态，地下化的家庭教会或教会“异端”的基要派、灵恩派色彩，潜藏着提高社会管理成本的风险。执政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他是将宗教团体最终看作“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列宁语），还是一个必须与之讨价还价的“带剑的立契者”？第三，地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机构、职能不健全，管理力不从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宗教工作向“公共（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转化的能力，特别是对基督教的管理上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循环。执政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宗教工作是由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强化“专门管理”，还是由各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综合治理”？虽然基督教会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和宗教发展的正常现象，但由于各种原因，基督教的“教内有派”问题一直引人关注。所谓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分的问题，被海外学者认为是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或最突出的特色。其实，“家庭教会”是国外学者发明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和外


延都不清楚，但却常常让外国媒体和民众误认为是欧美国家那种基督教徒的家庭聚会，并随即将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分，称为政府认可的教会与不认可的教会、合法教会与不合法教会、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之分。我们需要强调指出，虽然许多学者使用了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提法，但这两者的定义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清楚的。关于此问题，段琦、唐晓峰撰写的报告有所探讨。他们做了细化的区分和分析，如三自教会包括教堂教会、登记聚会点教会和隶属于两者的聚会点团契，非三自教会包括传统的非三自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而准三自教会则包括独立教会和未予登记教会，有助于了解基督教的“教内有派”问题。


所谓的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分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首先是由于目前家庭教会的规模还没有调查统计数据。但是有些人认为，家庭教会已经比三自教会的规模大得多。如果这种推论成立，就意味着大部分基督教徒不属于登记的教会，也不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治范围内；其次是一些家庭教会已经显示出


比某些三自教会更强的竞争能力，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基督教的“教内有派”和“派别之争”在未来会更加严重。


同三自教会相比，家庭教会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宗教活动场所灵活多变，但其中也隐藏着严重问题。正如一位香港人士所指出的：第一，家庭教会被迫化的隐秘性，被打压的悲情化和过激化，教主式的宗教膜拜，以反迷信之名排他，有强烈的传教热心；第二，教会体制上深受传统的家长制、集权制的影响，不公开透明，反而强调自己的教会制度是圣灵引导下的民主制；第三，不太关心文化基督徒或政治基督徒所鼓励的民主自由、宪政，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上帝、教会和教内的姐妹弟兄；第四，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但有很强的灵恩倾向，关注末世的来临，很容易发展为异端；第五，在资金上比较依赖海外教会的支持；第六，教会基本上在长江以北地区扩展，形成金字塔结构。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因素，家庭教会的领袖对三自教会一直采取怀疑与防范的态度，“阴谋论”的心理左右了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读，一旦出现不理解或不协调的情况，便会有过激的反应。


因此，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不太好”，但其张力中间存在“互渗关系”。因为在普通信众那里，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关注的是其中传播的福音真理而并非它们与政府间的关系如何。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在社会网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其表现和影响力各有不同。虽然“二者之间力量的联合几乎不可能”，但目前中国教会组织的多元存在格局却是“教会各有所养，羊群各取所需”的常态。目前，家庭教会对于登记与否没有统一的意见，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较多。而由于三自教会与非三自教会之间的“羊群”之争，以及三自教会和非三自教会各自内部的矛盾及张力，要化解和减少基督教团体内部的矛盾绝非易事。

不平凡之年的宗教和宗教研究[5/8]



此外，学者们也十分关注基督教团体中出现的极端、异端和邪教问题、基督教在学生中传播的问题和部分共产党员的信教问题。


实际上，一个宗教系统在其发展壮大，在其与社会变化的调适中出现分化，是很自然的事。一般来说，社会越宽松，教会内部的多样性越容易凸显，而社会压力越大，宗教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易加强。所以，宗教群体内部出现凝聚与分化，除了人数的规模因素（这也是造成宗教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还取决于环境。所以宗教群体的分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却可能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是社会环境的宽松给了教会内部群体张扬个性的机会。


由此来看“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我们在看到张力的同时还应看到另一面：“三自”不仅仅是一个组织，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原则、一种精神，它开创的是一条道路。不仅中国的基督教要“三自”，天主教要“三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要“三自”，其他的宗教都要“三自”。我们应更彻底、更开放


地在“三自”道路上探索与创新，这是一个开放进程的起点，既不是终点，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三）对策建议


面对中国宗教发展的新生态、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建议充分尊重国情，找准其中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和而不同”和“各美其美”的新思维，勇于探索一套更加开放、务实、有效的对应之策，以减少宗教管理成本和政治风险，确保社会稳定，实现中国宗教文化的健康发展。国家应该将“宗教安全”纳入中远期的“国家文化安全”规划中，特别是将宗教“软实力”的有效展示和提升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安全体系当中，从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确保国家的战略安全。在政教关系方面，我们建议建立适应社会进步、合作式的新型政教关系，从传统的“政主教从”过渡到“政教合作”———“区而不分，合而不混”，即中国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是在它们自己决定自己事情的意义上说的，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在它们相互关爱的意义上说的，而它们相互的权责和谐并没有消失。具体到中国基督教方面，建议政府调整与三自教会的关系，让教会“在教言教”，而不是“在教言政”或“弃教从政”；以法治化的阳光政策解决“家庭教会”登记问题，使之摆脱团队式、秘密结社的家庭教会形式，成为更为民主、开放的教会形式，以便杜绝境外势力及政治异议分子对于家庭教会的利用。


为了维护宗教多元化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建议：第一，以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突破“五大宗教”格局。中国多种宗教的共生共存和多元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已超越了政府认可的“五大宗教”的范围。现行的视而不见、不承认、让其自生自灭的政策，既不能阻止其继续发展，更因处于“非法”、“地下”、“不管”的地位和状况，有碍其正常交流和健康发展。这种状况的持续，“只会让政府越来越被动”。因此，政府需要对各种民间宗教、民族的和世界的宗教以及新兴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存在状况进行客观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做到心中有数，继而制定合理的相应政策。


第二，推进中国基督教的“脱洋化”进程，实现“主归中华”。虽然中国基督教尚未像佛教一样彻底完成“中国化”进程，达到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程度，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自办教会，有利于在政教关系上建立互信，有利于改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洋教”形象，最终有利于基督教在一个主张无神论的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纵观整个中国的宗教生态，未来中国的宗教信徒将以民间宗教信徒为主，而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甚至佛教徒都将是中国宗教的少数派。中国的宗教及文化将日趋多元化，这些无疑对于中国传统的宗教政策构成挑战。在基督教“脱洋”的过程中，有限制的宗教自由会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国家反对分裂主义，在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下保持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做出限制具有合理性。


第三，尊重文化主体性，实现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生态平衡。近年来基督教快速传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传统宗教被作为“封建迷信”遭受打压，宗教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我们建议，开放宗教市场，让基督教会遇到其他对手的竞争，在公平的环境下形成多宗教并存的态势，使各种宗教相互学习和增


益，最终达至和谐。“本土情怀”需要尊重和认同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文化主体性，但同时也强调将基督教纳入中国文化的开放视野中，以全球视野创立包容基督教文化的新文化。


第四，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冷战结束后，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软实力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具有多元的宗教文化资源，应当将其培养成一支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并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新生文化生力军，从而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有的海外华人


中的传统中国宗教信仰团体，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被定为“反动会道门”，但经过数十年的变迁，如今这些宗教团体不但在国外享有信仰自由，而且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的桥梁、招商引资的渠道、文化交流的平台。


仍然坚持将它们视为“反动会道门”，既不利于团结广大海外华人，不利于增加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也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形象。毕竟，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政教关系、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都深受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影响，中国多元宗教的态势也深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说明，不拘泥于某种意识形态，以开放心态和务实精神处理政治与经济问题，至关重要。中国未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进一步开发文化软实力，以开放务实的精神制定人性化的政策，以温和的手段达致宗教和谐。

不平凡之年的宗教和宗教研究[6/8]


四实证研究：中国宗教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本年度蓝皮书的个案研究报告，是关注大学生信仰问题和浙江民间信仰的两篇实证研究报告。魏德东的中国宗教社会科学前沿报告，总结了中国宗教学界近年来对实证研究的重视趋势，并给予了社会学的解释。



近年来，宗教干扰和冲击教育的现象屡有发生，个别地方甚至相当严重，导致信教人口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有些地方，小学生在参加了圣经班、宗教聚会和活动后，不仅上课精力不济，严重影响学习成绩，而且出现一些不良的情况，如不愿向国旗致敬，不愿戴红领巾，拒绝为“革命烈士”扫墓等。在大学里，初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不愿意到三自教会去，或先去三自教会后转往家庭教会，甚至自发组成校园团契或查经小组，导致一股大学校园的基督教热继续蔓延。对北京市大学生信徒的研究表明，基督教的宗教魅力和实利主义的追求是大学生选择基督教的主要动因。大学生信教热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青春期带来的身份危机；地域共同体解体带来的归属感缺失；传统信仰断裂带来的信仰真空和大学教育功能弱化。而大学生信仰形成的阻碍因素包括：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家庭聚会的灰色性质等。

不平凡之年的宗教和宗教研究[7/8]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松江区统战理论研究会联合调查小组，于２００８年联合进行了对松江大学城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了解在校大学生７万余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发展趋向及相应的活动情况。调查显示，已有近１／５的学生信仰宗教；部分未信教的大学生对宗教信仰抱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对未来是否皈信宗教，大部分学生处于不确定状态；将来有可能信仰宗教的学生比例，大于拒绝信仰宗教的学生比例。接近半数的被调查大学生在校园中与宗教信徒有接触，学生接触基督教信徒的频度远大于其他宗教。大学生获取宗教知识与信息的途径多元化，倾向于从理性的角度把握宗教，但对宗教知识的掌握相对比较薄弱。

松江大学城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原因，首先在于大学生宗教信仰情况具有深刻的意识基础与认知基础，其次是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与其生活处境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对此，研究者建议：增强对高校宗教工作的认识，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宗教政策、宗教知识和当前我国宗教形势的教育。调查发现，一些基督教自封传道人通过私人关系在校园里接触学生，进行传教活动，并以其灵活多样、适应大学生特点的活动吸引学生参与私设聚会。对这些学生而言，根本不了解当前中国基督教的复杂形态，也不清楚有关不得在未经批准的场所开展宗教活动的规定，因此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参加私设聚会点的活动，违反法律规定。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大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宗教知识，无法分辨各宗教以及宗教内部各教派的差异，一旦不慎参与邪教的活动，后果不堪设想。研究者还建议，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在引导大学生宗教信仰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与大学管理部门的长效沟通机制与制度化的合作平台，使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与对大学生的管理接轨。

最后，作为实证研究的学术性综述，魏德东撰《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宗教社会科学前沿报告》认为，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内地宗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宗教社会科学的发展，宗教学界传统上重人文研究、轻实证研究的局面有了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大规模介入对宗教的研究，反映出中国的宗教学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也因此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宗教学研究重心的扩展，首先表现在宗教学科自身。从宗教学科看，无论在科研项目上，还是宗教学术单位的重视上，最近５年都出现了宗教社会科学的跃进式发展。２００８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实证研究的支持力度有了显著增加，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出现了宗教的人文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并重的局面。考虑到这一基金的地位，这一变化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导向作用还会不断发酵、显现。


报告人对于学界出现的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得益于３０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历经宗教学界筚路蓝缕的奋斗，中国宗教学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慢慢回到社会的中心。而学术伴随时代，当宗教在中国凤凰涅?，从社会边缘靠近中心，宗教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研究宗教发展的变迁和功能为鹄的的宗教社会科学，必将随着宗教的繁荣而不断发展。

由于大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宗教知识，无法分辨各宗教以及宗教内部各教派的差异，一旦不慎参与邪教的活动，后果不堪设想。研究者还建议，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在引导大学生宗教信仰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与大学管理部门的长效沟通机制与制度化的合作平台，使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与对大学生的管理接轨。

２００８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不平凡之年。之所以说不平凡，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令人一惊、一悲、一喜、一叹的四个大事件。而在此令人震惊不已、悲喜交加和无限感叹之中，中国宗教界表现出一系列不平凡的举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国务院前所未有地宣布地震后的“头七”为“全国哀悼日”，为世俗的和宗教的不同解读，均提供了空间。许多人将此解读为对生命的尊重，也有人从中看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对接，还有许多文人学者将此举看做是２１世纪中国最悲壮的一次全民性“祭奠仪式”，其中不仅表达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亦包含对民族传统的弘扬。

人世间的悲苦喜怒哀乐，乃宗教“觉悟”之酵母，亦是宗教研究“嬗变”之契机。人们在地震这种不可抗拒的天灾中，看到中国人心底共存的道德良心；人们在金融危机这种人为的灾祸中，不仅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中与世界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且幻相的破灭更使人们认识到，道德的维护与重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也应是全球的事情。

佛教方面，魏德东撰写的本年度佛教报告认为，２００８年是中国佛教富有担当而又充满创新的年份。在社会服务方面，佛教界快速有力的汶川救灾，展现了佛教界参与社会事务的强大力量，标志着人间佛教发展的新阶段。在自身建设上，佛教界采取了多项前所未有的举措，如讲经交流会、佛教外语交流会等，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学术界对佛教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予以了新的理论解读。互联网和社会大众围绕佛教形象所产生的意见分歧，表明了佛教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引人注目、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位小和尚以平淡无奇的博客（２年内达到了近３０００万人次的点击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佛教的关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在网上看到基督教的宣教活动，网上仪式亦不断增加，甚至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某种紧张。

在绝大多数国人认为“僧人应静心修行，不应积极入世”的背景下，少林功夫却已成为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宗教与文化品牌。因此，对少林寺问题的学术探讨，让部分学者走向了对宗教的开放性和保守性的讨论。这种讨论所关注的实质问题是，少林寺能否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挑战面前恢复和发扬禅宗精神，能否做到“功夫与禅修一色，武僧与禅僧齐飞”，真正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象征。更宽泛地说，中国各大宗教都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它能否在庞大的市场需求面前与时俱进，能否容纳探索创新，同时又在滚滚红尘中保持其神圣性。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提出过清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文化遗产的任务，现在国家不断走向富强，可以花较大的力量用于清理传统文化遗产。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可以把儒教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肉体死亡了，他的灵魂中智慧和健康的部分，就仍然在为中华民族服务，为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提高中华民族的智慧服务。这也可算做是儒教前景的一个部分。

２００８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不平凡之年。之所以说不平凡，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令人一惊、一悲、一喜、一叹的四个大事件。而在此令人震惊不已、悲喜交加和无限感叹之中，中国宗教界表现出一系列不平凡的举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说明，不拘泥于某种意识形态，以开放心态和务实精神处理政治与经济问题，至关重要。中国未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进一步开发文化软实力，以开放务实的精神制定人性化的政策，以温和的手段达致宗教和谐。

２００８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不平凡之年。之所以说不平凡，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令人一惊、一悲、一喜、一叹的四个大事件。而在此令人震惊不已、悲喜交加和无限感叹之中，中国宗教界表现出一系列不平凡的举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人世间的悲苦喜怒哀乐，乃宗教“觉悟”之酵母，亦是宗教研究“嬗变”之契机。人们在地震这种不可抗拒的天灾中，看到中国人心底共存的道德良心；人们在金融危机这种人为的灾祸中，不仅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中与世界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且幻相的破灭更使人们认识到，道德的维护与重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也应是全球的事情

人世间的悲苦喜怒哀乐，乃宗教“觉悟”之酵母，亦是宗教研究“嬗变”之契机。人们在地震这种不可抗拒的天灾中，看到中国人心底共存的道德良心；人们在金融危机这种人为的灾祸中，不仅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中与世界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且幻相的破灭更使人们认识到，道德的维护与重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也应是全球的事情。

２００８年春节过后不久，人们出其不意地经历了一场震惊。人们聚焦一年一度的“两会”的目光，却意想不到地看到拉萨街头一些号称“和平使者”的喇嘛的犯罪行为。人们为“３·１４”事件所震惊，紧接着是静下心来的思考。“藏独”企图分裂祖国的“３·１４”事件虽然很快平息了，但人们对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思考却挥之不去，甚至过去极少关注宗教领域的人们，也开始关注“宗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