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家卓新平：文化发展需要先重树文化信仰

“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而且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因为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它是被动、强制的，有了这种敬畏感，就得到了人心深层的思考，就会使人有一种主动、能动的呼应和支撑”。

宗教学家卓新平：文化发展需要先重树文化信仰

2012年3月2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由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李向平教授主持的主题沙龙“中国信仰论坛”上，著名宗教学家卓新平作了题为“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与信仰宽容”的开坛演讲。

信仰是人类求知的产物
在演讲开始，卓新平即指出，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之中，仍旧不能搁置信仰的作用。因为“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而且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因为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它是被动、强制的，有了这种敬畏感，就得到了人心深层的思考，就会使人有一种主动、能动的呼应和支撑”。

卓新平即指出，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之中，仍旧不能搁置信仰的作用。因为“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而且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因为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它是被动、强制的，有了这种敬畏感，就得到了人心深层的思考，就会使人有一种主动、能动的呼应和支撑”。
卓新平说，没有信仰，“老人跌倒该不该救”、“幼儿被车碾压路人视而不见”这些问题就出现了，而这种道德困境和价值缺失正在考验、煎熬着中国人的良心。他举例说，正是在这种道德及意义危机中，中国人重新开始呼唤道德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回归，找寻失落的精神家园，比如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很久以后又重提 “雷锋精神”、重塑“公民雷锋”形象；广州和武汉也联手上演《信仰》之剧，以文艺形式让信仰重新登上当代公民社会的舞台；关公崇拜也在被有识之士以“申遗”的方式来谋求其返璞归真。

卓新平强调指出，尽管信仰有着最为典型鲜明的排他性，但人类的信仰不可能是单一的。他认为，信仰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同一层面的信仰也可分为多种，比如信仰一般可分为世俗信仰和宗教信仰两大层面，宗教信仰相信其目的只能在未来的彼岸（来世）得以实现，而世俗信仰则从“此岸”、“今世”的角度关注人类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世俗信仰从涉及的领域及范围又可分为政治信仰、社会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大众信仰、民俗信仰等层面。
“这样，信仰的存在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空间或领域，它们彼此有关联却不能完全等同。这些不同层面的信仰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并行不悖，一个人可以有其文化信仰、民族信仰，甚至宗教信仰，并可努力使其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相协调、达一致。”

在卓新平看来，之所以有必要对信仰进行分层，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同性质的信仰常常被误会、混淆，从而造出了不必要的信仰纷争。“由于不同的信仰相混淆，及其被放在同一层面来对待，使许多原本十分简单的事情变得极为复杂，本来不应敏感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如果将两种信仰放在同一个层面来理解，信仰的忠贞性和唯一性所导致的排他性会使两者处于尴尬处境，而且不少问题由此会被打上死结，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卓新平说，如果让信仰回到其各自不同的固有层面，则可能柳暗花明，使两种信仰并行不悖、和平共处。“目前中国的信仰理解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这一临界点，其同一层面的认知使宗教问题陷入僵局。若能将之还原到其本属层面，问题则迎刃而解，宗教的社会作用与功能也就能得到最好的运用和发挥。”

文化发展先重树文化信仰
谈及文化信仰，卓新平也从信仰与文化的关系视角，就当前的文化重建和文化繁荣给出了相当有力量和意义的评论。他认为，文化的产业化不能割舍价值的内核，没有价值层面的文化信仰，一味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就可能误入歧途。
“在今天的中华文化重建中，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由此出现的时髦话语‘文化产业’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文化产业’不能因产业化而导致文化物化、物质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过去‘教育产业’、‘体育产业’在其‘化’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应是‘文化产业’的前车之鉴，决不可因文‘化’‘钱显’而走向文化浅显、文化流俗的嬗变。”他强调，文化发展繁荣首先应是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使我们重树文化信仰、重有文化敬畏，从而让我们的文化之魂留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其次则应关注文化事业，以更大的投入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功能建设，以此为前提，文化产业才可能健康发展，取得积极回报。

卓新平结合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特别强调了信仰包容的意义。他认为，中国有着久远深厚、富有特色的信仰文化，由于现实关切容易成为其关切的焦点，中国各层面的信仰有着特别的趋同性、共构性，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不像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那样有着无限分离的距离，这容易造成其挤在同一层面而彼此不容的悲剧，同时也使这种信仰理解有着对我们的直接贴近感和亲切感。“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

卓新平教授
著名宗教学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文化产业’不能因产业化而导致文化物化、物质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

卓新平说，中国信仰的核心，无论在其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还是宗教信仰之中，都体现出其追求“大一统”即整体共在的这一奥秘。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之中，仍旧不能搁置信仰的作用。因为“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而且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因为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它是被动、强制的，有了这种敬畏感，就得到了人心深层的思考，就会使人有一种主动、能动的呼应和支撑”。

卓新平说，没有信仰，“老人跌倒该不该救”、“幼儿被车碾压路人视而不见”这些问题就出现了，而这种道德困境和价值缺失正在考验、煎熬着中国人的良心。他举例说，正是在这种道德及意义危机中，中国人重新开始呼唤道德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回归，找寻失落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