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社会主义与宗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专访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

在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上，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结成了爱国统一战线；

许多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靠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来解决，倒退回去再用老办法是没有出路的。

衡量宗教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不是看教徒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是主要看党的宗教政策是否得到落实，宗教活动是否规范有序，宗教领域是否团结稳定，宗教是否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是否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教徒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宗教工作成效，肯定会出问题。

如何让各级党政干部真正重视宗教工作、正确看待宗教问题、准确把握宗教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从而使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国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分离，但从制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规看，体现了政教分离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国家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其二，不能利用国家政权扶持某种宗教，也不能利用国家政权压制某种宗教，国家对待各宗教一律平等，不厚此薄彼；其三，宗教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从我国政教分离原则的具体内容看，既有别于我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与其他国家的政教分离制度相比，也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所以我说是一种“新型政教关系”。

最重要的有这样三条：在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上，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结成了爱国统一战线；在具体处理宗教问题上，推进宗教法制建设，制定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确保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开展正常活动；在工作导向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使宗教跟上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教关系是宗教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古今中外，有各式各样的政教关系模式，现代国家一般实行政教分离，以防止宗教干涉国家事务和国家干预宗教内部事务，这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制度安排。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以及宗教状况不同，各国实行政教分离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并不是千篇一律。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团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使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教分离上，而是要在政教分离的基础进一步追求政教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和而不同的境界，达致政教关系的和谐，真正做到“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

在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对此用不着大惊失色。许多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靠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来解决，倒退回去再用老办法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对宗教发展不可能不关注，但我们所关注的是正常发展还是非正常发展，对非正常发展，也就是违反宗教政策法规、妨碍社会正常秩序、煽动宗教狂热的现象，要依法进行管理，不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

这里要特别强调，衡量宗教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不是看教徒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是主要看党的宗教政策是否得到落实，宗教活动是否规范有序，宗教领域是否团结稳定，宗教是否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是否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教徒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宗教工作成效，肯定会出问题。

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

社会主义与宗教”是一道政治难题

这几年，中国佛教协会举办了两届世界佛教论坛，中国道教协会也举办了国际道德经论坛，在国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主办国际性的宗教会议，可以说具有开创性意义。

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处理宗教问题上都不太成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由此，“社会主义与宗教”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协调“社会主义与宗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