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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救火”就是化解上海所發生的一系列的跟政治有關的危機，在省和中央政府中迅速獲得提拔重用﹐他在中共中央擔任職務，一直抵達到中國政治的最高層。2008年躍昇為國家副主席。

這是簡單回顧習近平總書記的從政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的從政之路是坎坷的。所謂的很坎坷，在習近平九歲那年，父親習仲勛，當時身為國務院副總理，也受到了政治的沖擊和迫害。國務院副總理是多大的官呢？如果是以唐朝而言是“一品官”，毛澤東的左右手。

但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勳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後“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要摧毀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當時的這個“司令部”認為是劉少奇為首的），全面的“大審查”，也波及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父親習仲勛。因此，習仲勛就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被審查、被關壓、被批鬥、被下放的歲月非常艱難，同時，同時，波及子女家屬。

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的政治運動一波接著一波，青少年時期的習近平不甘心忍受欺侮，得罪了當時所謂的“造反派”，習近平作為“黑幫”家屬被“揪出”來了。

這個 “揪出”，也是文化大革命所特用的詞，現在已經是完全不用了。實際上這揪出兩字就是 “語言暴力”。

所謂“造反派”，是指那些造反的工人、造反的農民，尤其是造反的學生，思想敏感，對毛澤東的政治號召反應非常快，一講要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ＸＸＸ”，大家就聞風而動。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當時全中國上下查找“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社會基礎，“資產階級司令部” 的社會基礎被指稱為“地、富、反、壞、右”。在農村來講就是地主、富農，全國範圍內就包括反革命、反動份子、右派份子……都在“掃蕩之列”。

稱為掃蕩一切“牛鬼蛇神”，這些現在都是不常聽到的詞，在當時都是耳熟能詳的，大大地寫在墻上，“打倒XXX”、“打倒黑幫”、“打倒XXX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都是那個年代慣用的語言，當時使用並推崇的暴力語言對年輕一代來說，是無形的、思想的侵蝕毒害。

但是，在這樣的逆流中間，作為長期接受父親正面教育之下的習近平，他充滿正義、不為所動；他也不能夠接受“造反派”的欺侮，所以，他就出來反抗了，這下差一點點被“造反派”送進少年犯管教所。這個少年犯管教所就是專門關押少年勞改犯的，是屬於廣泛意義上的少年勞改監獄，是國家行刑機構設施的一種形式。

可以設想，如果……，當然沒有這樣的“如果”了。現在，習近平已經是中共中央的總書記了。在當時，如果說他被送進少管所，那可能所受到的身體上的、心靈上的摧殘，是不可以估量的僅是他個人損失巨大。這個巨大，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損失。現在大家都看到，他是中共中央的總書記，但在當時他唯一的罪名是“黑幫”家屬---就因為是習仲勳的兒子，處境跟他的父親一樣岌岌可危。

1968年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整個北京市興起了“上山下鄉”運動。當時，16歲的習近平就報名參加了。

像浙江，老三届的金剛法蓮長老就被指定到東北黑龍江大興安嶺去“上山下鄉”。金剛法蓮長老思想純潔，思維清凈，受到毛澤東的全國號召……她踴躍地報名到東北黑龍江大興安嶺去“插隊落戶”。

習近平總書記當時就到陜北農村梁家河的他的誕生之地方插隊。梁家河裡的村民，一位石玉興的說：“習近平幹活賣力氣，能夠吃苦，除了打壩，還要開荒、挑大糞、收麥子、放羊，一年到頭365天，幾乎每天都工作。”
梁家河的村口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寫著“陜西省第一口沼氣”。

沼氣是用來當作燃料的，是用來發電的。沼氣可以帶來光明，也可以帶來電熱，也可以用來取暖。所以對陜西的農村來說，沼氣就是個寶貝。

當年，習近平帶領著全村的村民建立這口沼氣井。氣井兩邊，寫著八個鼓舞人心、體現中國人內在精神傳統的大字：“艱苦奮鬥，自力更生”。

從這八個字，我們可以看出，習近平當時年齡雖輕，但是他在逆境中有志向和使命感，不畏艱難，不怕辛苦，在舉步唯艱的環境中，勇於自力更生，勇於依靠善性智慧開發出新的能量，從而，造就了他的人格魅力。

1974年，習近平從《人民日報》瞭解到四川省建立沼氣井的經驗，主動地向縣裡提出在粱家河試驗。
同年7月，習近平帶領著全村的社員打出了全省第一口沼氣井，沼氣井建造經驗在全延川縣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