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07薄伽梵 智及維摩詰 師尊Hobart FM 96.1 電臺華語廣播聖密龍講聖示

這個問題可以從很多層次來討論：被物役，還是去役物，這是從教育修養上來講的；在實踐角度講就是義和利的問題，是見利忘義，還是見利思義的問題；進一步提高到理論上來討論，就是天理和人欲的問題。

我們的榮譽院長樓宇烈教授寫得很精練，也寫得很精彩。這裏提到了很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說，「人文素養體現生命的價值，需反思現代科技」。我們的榮譽院長樓宇烈教授他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全人類都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為人類的科技發展，以及人文科學的研究指出了方向，指明了方向。

20世紀後半期，隨著西方的科技文明高速發展，西方掀起了一股新人文主義思潮。人再度淪為機器的奴隸的可能，使得西方思想家重新來到東方尋找東方的人文精神所在。

對於天理和人欲、思義與見利、役物還是役於物的問題，他們都非常感興趣，認為新人文主義還是要到東方文化裡去找源頭。因此，人文精神被提到一個與科技文明同步發展的狀態上來。

由於現代社會的分工越來越多、學科劃分越來越細，我們每個人在知識結構方面也越來越褊狹。過去，教育分為三方面：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

這三方面都應該是以對人的素質教育為主，技能教育為輔。唐代文學家韓愈寫過一篇《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授業」比較接近於今天所說的傳授專業知識；「傳道」、「解惑」，都是人文素質培養方面的問題。作為教育者，應該把「傳道」、「解惑」放在第一位，其後才是「授業」。

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可是我們現在教員的工作越來越多地變成只是授業了。這不僅僅是中國的教育問題，也是整個世界的教育問題。

在科技與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同時，怎樣來發揚人文的精神？發揚一種什麼樣的人文精神？人需不需要人文素養？這些都是我們現在需要研究討論的現代文明與科技緊張與協調的問題。

這個問題與我們對於科學的理解是有很大關係的。中國上世紀20年代有過一次關于于「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討論。當時認為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人，認為人生觀的問題也可以通過科學來解決。

我們今天回過頭來考慮這一問題，應該說這兩者既有牴觸，又有協調。不應該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認為人生觀的問題解決了，科學問題也就解決了，或者有了科學的思維方式，人生觀的問題也迎刃而解，這都是不全面的。

現代人們越來越看到，其實兩者是屬於不同領域的問題，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與人文是有很大差異的。按傳統科學來講，它是一種實證科學，是在一種靜態的關係中來研究的。

比如在實驗室裡進行的科學實驗，它的結論要有普適性，要有可重複性、可驗證性。但人文學科是在動態中研究的，它永遠在變動中。在動態研究裡，就有很多不確定的東西，尤其是模糊的方面。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主要是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人文學科的研究大量借助於自然科學的方法，對人文學科所遇到的問題作定性、定量的分析。這個過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是有進步意義的，推動了人文學科的發展。

因為任何的清晰總是對某一個方面的清晰，越是清晰，它的適用範圍有時候反而越窄。到了20世紀後半期，也就是70年代以後，人們感到這種機械的方法在自然科學方面也不夠用了，需要借鑒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

所以自然科學理論裡面提出了很多非線性的理論。比如模糊性的問題，就是借鑒人文科學的一些思維方式運用到自然科學裡去。人們發現，有時候模糊了，反而更接近事物的本來面貌。所以我們不能把科學與人文對立起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