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9講信仰危機 道德危機 2015.9.12.廣播聖密龍講

在這裡，理學思想又借鑒了佛學思想的“心性說”的觀點。自然，他們的詮釋，應該說跟佛教還是有非常細微的差別，就在於 大聖 佛祖的理論中間，非常系統地在這種萬物變化之中，闡明了緣起的思想，闡明了生命的觀點，闡明了生命的轉化，闡明了生命的宇宙至極機制——虹化和轉世。

這不僅是它沒有最好地傳承先秦儒家的精髓，也是因為它在借鑒佛家思想的同時，沒有深入地領會到佛法之中真正最精微之處，但是它又要堅持自己的正統地位。
佛家學說真正的最精微之處就是祂的哲學性、生命性、廣袤性和祂的深刻性。

對於這“四個性”，宋明理學它并沒有體察到，但是，它又要借歷史賦予它的機會，堅持自己的正統地位。所謂的正統地位的確立，某種程度上，如果不加以自省，就會產生執著。這個時候就無法超越名言相，無法超越它本身宗派的局限，無法超越它自身的宇宙認識，不能夠深入。
也就是說，佛家所講的十三層識的理念、唯識的理念，不僅是佛家本身的流派所了解、研究的深入程度、廣度都不深，更不用說流傳到社會上，而流傳到社會上的，僅僅是很小部分。
關於生命的學說，作為宋明理學而言，佛家的生命學說太深奧，無法理喻，無法去探究，無法去品嘗，因為，祂聯繫到生死大事。
生死大事，一旦落入了六識的窠臼，由於生死大事是不可以質疑的，它一定是不同於社會上、歷史上的任何學問，因此，這一個不同，確定了這個傳承非常之深奧、非常之深刻，而這個深奧、深刻的生命觀點、生命理念、生命實踐以及生命的實際操作，這必須是要有傳承的。

因為，佛家的生命哲學、生命的理念、生命的實踐、生命的驗證，這是非常生動而有趣的宇宙實踐。這一個實踐，每一個人都是眾缘具足之際加以自我的發展的。
發展什麼？也就是說，發展到虹化和轉世。
發展什麼？也就是可以發展到虹化、霓虹、空行、不思議境和涅槃之境的。
因此，佛家的生命體驗，祂是非常積極的。佛家的非常積極的生命實踐，這當然是需要口授心傳的。

當佛家的理念正處於低潮的時候，佛家的理念沒有可能——這一些精闢的佛家的生命的哲學和生命的實踐——就沒有可能被高高在上的當時的宋明理學的理學大家們去接受的。
我們回顧這個理學，並不是為了回顧而回顧，為了學理學而學理學。我們是為了研究歷史，研究中國哲學的大歷史而研究這一段大歷史，而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領悟佛法的真正的精神。

我們聖密行者們要更好地理解和領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髓，尤其是“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精神，這樣的一種心態在今天去恢復中華傳統文化，這也就是程顥所謂的“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於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這與我們平時所討論、所講的“學佛學”和“學佛”兩者的區別，其旨趣幾乎是毫無二致的。

我們現在研究宋明理學，回顧宋明理學，再來回顧我們自己聖密宗的教法。我們相信，聖密宗的教法裡頭，有很多歷史上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我們曾經討論過，我們和少林寺的禪宗有著遠端的血緣關係。這些血緣關係不僅是從遠端的傳承中可以找到脈絡，也可以從近端的教法中也找到相同之處、相同之點。
我們回顧，從理學角度出發的對宇宙真理的觀照、平等包容的理念的接受，為我們在後續中更好地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價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由於宇宙本身顯示了祂偉大的因果關係、因緣關係，顯示了祂的基本的能動力，因此，佛家的壓制，雖然在短短的五六年中間，受到了非常殘酷的嚴重環境，佛家被壓制的時候，寺院被焚燒，僧尼被還俗，不肯還俗的，就予以殺戮，尤其是當時的密宗，密宗的種種的法器，密宗的種種的法本、教法、教相、事相、戒相、圓相，統統地被摧殘。

以佛家而論，世界是靈性的投影，所以，這關鍵不是在於觀照於外在的物體，而是，觀照宇宙必須在於對自心的觀照，也就是說“觀自在”。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就是說，在於自心的、內心的修行。
這些觀點其實與《易經》本身所講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相互對照、相互呼應、相互蕩磨、相互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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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觀點其實與《易經》本身所講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相互對照、相互呼應、相互蕩磨、相互借鑒。
在這裡，理學思想又借鑒了佛學思想的“心性說”的觀點。自然，他們的詮釋，應該說跟佛教還是有非常細微的差別，就在於 大聖 佛祖的理論中間，非常系統地在這種萬物變化之中，闡明了緣起的思想，闡明了生命的觀點，闡明了生命的轉化，闡明了生命的宇宙至極機制——虹化和轉世。

以佛家而論，世界是靈性的投影，所以，這關鍵不是在於觀照於外在的物體，而是，觀照宇宙必須在於對自心的觀照，也就是說“觀自在”。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就是說，在於自心的、內心的修行。
這些觀點其實與《易經》本身所講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相互對照、相互呼應、相互蕩磨、相互借鑒。

而宋明理學似乎對此并沒有深入的闡發，只源於佛教的這一理論只還正在佛教的密宗那裡秘而不發，并沒有在當時中國社會廣泛的流傳。
可以看到，理學的一些思想太過簡單，也太過機械，看上去比較死板，沒有活生生、活脫脫的生命體驗，這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區別。
但是，理學這種謙遜地吸收了新的文化營養的做法，給予了宋明理學它自身新的生命動力，此時，又遇到了宇宙的選擇，佛道兩家當時雙雙衰落，由是，宇宙就選擇了宋明理學，那麼，宋明理學大發展的契機已經成熟。它應運而生，應運而復興，應運而發展，在此宇宙選擇的關頭，而被人們，被中國的學問家們專門命名為“宋明理學”。

像程顥的許多思想，比如說講：“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這其實正是涉及到了西方文化哲學所認為的“宇宙的本體論”。慢慢的，從先秦時代的儒家學說的“性善論”和“性惡論”，過渡到了後代的“無善無惡”的本體觀念。從這一點上說，這不可謂不是一種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