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家卓新平：文化发展需要先重树文化信仰

这样，信仰的存在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空间或领域，它们彼此有关联却不能完全等同。这些不同层面的信仰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并行不悖，一个人可以有其文化信仰、民族信仰，甚至宗教信仰，并可努力使其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相协调、达一致。”卓新平说。

在卓新平看来，之所以有必要对信仰进行分层，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同性质的信仰常常被误会、混淆，从而造出了不必要的信仰纷争。“由于不同的信仰相混淆，及其被放在同一层面来对待，使许多原本十分简单的事情变得极为复杂，本来不应敏感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

如果将两种信仰放在同一个层面来理解，信仰的忠贞性和唯一性所导致的排他性会使两者处于尴尬处境，而且不少问题由此会被打上死结，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卓新平说，如果让信仰回到其各自不同的固有层面，则可能柳暗花明，使两种信仰并行不悖、和平共处。“目前中国的信仰理解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这一临界点，其同一层面的认知使宗教问题陷入僵局。若能将之还原到其本属层面，问题则迎刃而解，宗教的社会作用与功能也就能得到最好的运用和发挥。”

文化发展先重树文化信仰
谈及文化信仰，卓新平也从信仰与文化的关系视角，就当前的文化重建和文化繁荣给出了相当有力量和意义的评论。他认为，文化的产业化不能割舍价值的内核，没有价值层面的文化信仰，一味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就可能误入歧途。

“在今天的中华文化重建中，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由此出现的时髦话语‘文化产业’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文化产业’不能因产业化而导致文化物化、物质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过去‘教育产业’、‘体育产业’在其‘化’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应是‘文化产业’的前车之鉴，决不可因文‘化’‘钱显’而走向文化浅显、文化流俗的嬗变。”

他强调，文化发展繁荣首先应是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使我们重树文化信仰、重有文化敬畏，从而让我们的文化之魂留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其次则应关注文化事业，以更大的投入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功能建设，以此为前提，文化产业才可能健康发展，取得积极回报。

信仰共在需体现包容精神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卓新平首先从学理上阐述了为什么信仰包容显得如此重要。他认为信仰在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层面本身的多样性，说明信仰在其共在上必须体现包容精神。“信仰所要求的单一和专一使之具有信仰的排斥性，在同一层面的不同信仰认知很难达到共识或认同。

但不同信仰必须面对其共同存在，因此在社会层面形成或构建其信仰的存在共同体是可能的，这也就需要信仰之间的宽容和包容。在其多元社会生存中，信仰的绝对性诉求也有其相对性，不可能畅通无阻，而且其强行也不会走得太远。”

卓新平结合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特别强调了信仰包容的意义。他认为，中国有着久远深厚、富有特色的信仰文化，由于现实关切容易成为其关切的焦点，中国各层面的信仰有着特别的趋同性、共构性，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不像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那样有着无限分离的距离，这容易造成其挤在同一层面而彼此不容的悲剧，同时也使这种信仰理解有着对我们的直接贴近感和亲切感。“

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

卓新平说，中国信仰的核心，无论在其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还是宗教信仰之中，都体现出其追求“大一统”即整体共在的这一奥秘。从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对中华民族的维系上来看，都可以发现其对中国社会独特、持久的整体性和一统性传统及其发展惯性的注重和神圣化。“

。“当中国突出并实践‘斗争’哲学时，社会则基本处于混乱、动荡的状况之中，结果是人人自危、信仰丢失，就连它的倡导、实践者本身也不例外。而‘大一统’政治及文化理念的持守，既需要求同存异，也允许和而不同。”

他认为，在当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进入多元社会的氛围中，人们希望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却没有丢掉这种“大一统”共在的共识。他说，这种维系与坚持正是中国信仰文化的力量，而这也是一些中国当代知识精英倡导“信仰共同体”的中华文化基础。“为了这一‘大一统’和‘共同体’，信仰不可相混，却必须对话沟通。

所以，正如宗教对话之‘宗教内’、‘宗教间’、‘宗教外’三层次那样，信仰的对话也应该是在同一层面内的信仰对话、不同层面间的信仰对话、以及信仰与其之外的其他范畴的对话，这种信仰对话、信仰包容，则可使中华更美好、世界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