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家卓新平：文化发展需要先重树文化信仰

信仰所要求的单一和专一使之具有信仰的排斥性，在同一层面的不同信仰认知很难达到共识或认同。但不同信仰必须面对其共同存在，因此在社会层面形成或构建其信仰的存在共同体是可能的，这也就需要信仰之间的宽容和包容。在其多元社会生存中，信仰的绝对性诉求也有其相对性，不可能畅通无阻，而且其强行也不会走得太远。”

卓新平结合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特别强调了信仰包容的意义。他认为，中国有着久远深厚、富有特色的信仰文化，由于现实关切容易成为其关切的焦点，中国各层面的信仰有着特别的趋同性、共构性，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不像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那样有着无限分离的距离，这容易造成其挤在同一层面而彼此不容的悲剧，同时也使这种信仰理解有着对我们的直接贴近感和亲切感。“

“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

卓新平说，中国信仰的核心，无论在其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还是宗教信仰之中，都体现出其追求“大一统”即整体共在的这一奥秘。从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对中华民族的维系上来看，都可以发现其对中国社会独特、持久的整体性和一统性传统及其发展惯性的注重和神圣化。“

“当中国突出并实践‘斗争’哲学时，社会则基本处于混乱、动荡的状况之中，结果是人人自危、信仰丢失，就连它的倡导、实践者本身也不例外。而‘大一统’政治及文化理念的持守，既需要求同存异，也允许和而不同。”

他认为，在当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进入多元社会的氛围中，人们希望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却没有丢掉这种“大一统”共在的共识。他说，这种维系与坚持正是中国信仰文化的力量，而这也是一些中国当代知识精英倡导“信仰共同体”的中华文化基础。“为了这一‘大一统’和‘共同体’，信仰不可相混，却必须对话沟通。

。“为了这一‘大一统’和‘共同体’，信仰不可相混，却必须对话沟通。所以，正如宗教对话之‘宗教内’、‘宗教间’、‘宗教外’三层次那样，信仰的对话也应该是在同一层面内的信仰对话、不同层面间的信仰对话、以及信仰与其之外的其他范畴的对话，这种信仰对话、信仰包容，则可使中华更美好、世界更和谐。”

卓新平教授
著名宗教学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宗教理论、基督教神学、当代中国宗教。代表著作有《宗教起源纵横谈》、《宗教与文化》、《尼布尔》、《世界宗教与宗教学》、《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宗教理解》、《基督宗教论》、《基督宗教研究》、《圣经鉴赏》等。（

文化发展繁荣首先应是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使我们重树文化信仰、重有文化敬畏，从而让我们的文化之魂留在我们的精神家园

中国信仰的核心，无论在其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还是宗教信仰之中，都体现出其追求“大一统”即整体共在的这一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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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种维系与坚持正是中国信仰文化的力量，而这也是一些中国当代知识精英倡导“信仰共同体”的中华文化基础。“为了这一‘大一统’和‘共同体’，信仰不可相混，却必须对话沟通。

。卓新平的演讲聚焦的就是这些问题。他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同时也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还参与了国家重大宗教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卓新平即指出，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之中，仍旧不能搁置信仰的作用。因为“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而且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因为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它是被动、强制的，有了这种敬畏感，就得到了人心深层的思考，就会使人有一种主动、能动的呼应和支撑”。

“离开雷锋的日子”很久以后又重提 “雷锋精神”、重塑“公民雷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