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社会主义与宗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专访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

需要在改革和发展中综合施策，需要全党、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社会各个方面都来关心和支持做好宗教工作。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团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使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教分离上，而是要在政教分离的基础进一步追求政教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和而不同的境界，达致政教关系的和谐，真正做到“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

关键是要加强学习和培训，特别是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宗教工作列入培训内容，要让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理解和贯彻宗教政策法规，还要了解一些宗教知识，努力增强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

衡量宗教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不是看教徒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是主要看党的宗教政策是否得到落实，宗教活动是否规范有序，宗教领域是否团结稳定，宗教是否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是否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教徒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宗教工作成效，肯定会出问题。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团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使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教关系是宗教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在他的办公室，座椅后的书橱里整齐摆放着一套《大藏经》， 右手书橱里则随意摆放着大量文史哲类书籍，显然是经常翻看的。

协调“社会主义与宗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协调“社会主义与宗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专访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无神论，同时又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两者关系如何协调，使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列宁在十月革命前（1905年）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和宗教》的文章，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处理宗教问题上都不太成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由此，“社会主义与宗教”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我国在处理宗教问题上虽然也经历过曲折，但找到了破解这一政治难题的正确路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学会用科学、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宗教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境界。
    最重要的有这样三条：在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上，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结成了爱国统一战线；在具体处理宗教问题上，推进宗教法制建设，制定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确保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开展正常活动；在工作导向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使宗教跟上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随着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加上受国际复杂因素影响，宗教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如何让各级党政干部真正重视宗教工作、正确看待宗教问题、准确把握宗教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从而使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当代政教关系为“新型政教关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

我国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分离，但从制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规看，体现了政教分离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国家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其二，不能利用国家政权扶持某种宗教，也不能利用国家政权压制某种宗教，国家对待各宗教一律平等，不厚此薄彼；其三，宗教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从我国政教分离原则的具体内容看，既有别于我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与其他国家的政教分离制度相比，也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所以我说是一种“新型政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