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唐僧一行在科学上的贡献3之二

转载自2010-01-26 香港宝莲禅寺佛教文化传播网  作者：何丙郁

一行往长安与密宗从印度传入中土初期巧合。密宗是由西元716年善无畏Subhakarasimba(637～735年)和西元719年不空Amoghavajra(705～774年)、金刚智Vajrabodhi(671～741年)先后携入该派的经典。一行从不空学得密教，他们两人结了亦师亦友之交，由一行协助翻译经典。不空的一位弟子惠果(746～805年)为长安青龙寺主持。日本的真言宗为弘法大师(774～834年)所创。他入唐求法，在长安青龙寺受戒时法名空海，师事主持惠果。所以一行和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和弘法几位高僧，在日本真言宗里具有崇高的地位。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圣地供奉有中土传入的一行大师绘像。闻说京都东寺亦有一行像，惜未得一见。

　　有三个从印度移居长安的家族，对印度文化东传和唐代天文学的发展曾作出很大的贡献。它们是瞿昙氏Gautama、俱摩罗氏Kumara(又作鸠摩罗、拘摩罗等)、迦叶波氏Katyapa三个天文专业家族。一行上京的时候正值瞿昙悉达GautamaSiddharta任太史令职。他曾修理当时的铁浑仪，西元718年翻译九执历Navagraha，西元718至726年间编纂《大唐开元占经》(简称《开元占经》)，采入许多秦汉以来天文和占星术零散资料，以及一些从印度传入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一行和这些家庭有来往。例如瞿昙氏家族对一行后来的“大衍历”提供了一种日食计算方法和一种占星书，而获得一行支持者则是俱摩罗氏。

　　当时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几位密教高僧都在长安的大兴善寺内驻锡。瞿昙氏、俱摩罗氏和迦叶波氏也在大兴善寺居住。日本入唐高僧空海也尝在此驻锡。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在西安西北大学讲学，顺便访问大兴善寺，凭吊唐代印度高僧所驻锡和一行常到访的遗迹，当时的屋宇现已一无所存，遍布乱石和杂草，附近新建了空海大师纪念碑，这是由日本真言宗资助所建的。日本的真言宗又资助重建青龙寺，在旧址附近，供奉善无畏、不空、金刚智、一行、惠果、空海等画像。

　　言归正传，当开元九年(西元721年)，唐玄宗面临历法需要修订的时候，他便召见一行，因为他知道要执行这一项重要而且困难的任务，除却一行，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得起。

　　一行准备开始观测天象的时候，便发觉当时所用的天文仪器都已经陈旧腐蚀，不堪使用。他便立刻重新设划，制造两座比以前更为精密的仪器。他获得梁令瓒的援助，共同进行这项工作。经过了三、四年的岁月，这两座巨型天文仪器终于大功告成。一座是以铜制成的黄道游仪。这是用来测定日、月、五星在本身轨道上的位置。它的设计比较以前所用的游仪更为精密、更为完善。以往的游仪都是赤道装置，仅能够测得日、月、五星的运行，但是没法直接确定它们本身轨道上的位置。黄道游仪的特点是仪器上的黄道环和赤道环不是固定在一处，所以能够依据它们的旋转动态，从仪器直接获得答案。黄道游仪在开元十三年制成，唐玄宗亲为制铭，置于灵台以考星度。灵台是天文台的古称。

　　一行的第二座天文仪器是水运浑仪。这是依据东汉张衡(西元78～139年)的浑天仪水力推动原理而制成的，不但能显出日、月进行的规律，而且可以自动记时。据《旧唐书·天文志上》记载：“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刻自然撞钟”，堪称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座自动计时器。后来北宋的苏颂(西元1020～1101年)制造元祐仪，并写了一部《新仪象法要》详述这座仪器的构造。他说元祐仪系以古法为台三层。所谓古法该是指一行的水运浑仪。李约瑟、王铃和普莱士Derek de Solla Price在他们的一部《Heavenly Clockwork》(一九六0年出版)中称元祐仪为一座天文钟。“钟”是一具专门自动计时的仪器。一行的水运浑仪和后来苏颂的元祐都是天文仪器，同时也是自动计时器，一物两用。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代表自动计时功能的专门的名词，这两座天文仪器所具有的自动计时功能，便逐渐被忽略了。西元十六世纪下半叶，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西元1552～1610年)带来自鸣钟，当时没有人想起一行的水运浑仪和苏颂的元祐仪其实早已具有自鸣钟的功能。

　　通过以上两座天文仪器的观察，一行发现当时许多恒星的位置，与古代典籍所载的位置有若干改变。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变动为“本动”proper motion。西方国家的恒星本动现象最早发现，是归功于哈雷彗星回归期的发现人艾蒙·哈雷Edmond Halley(西元一六五六～一七四二年)，比一行晚了约一千年！三十余年前天文学家陈遵妫首先提及一行发现恒星位置移动问题；天文学家席泽宗认为这是由于古代观测天象仪器不够精确所引起；而李约瑟的意见是，无论如何，在一行的心目中，他所用的古代观测记录是可靠的，他认为恒星的位置是已经移动了，这就是“恒星本动”！西方科学家很重视恒星本动的发现。三十三年前，我在英国剑桥，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在剑桥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阿瑟·比尔Arthur Beer。他手里拿着一些信件，正赶往邮政局想要买邮票寄出。我们就跑到总邮政局邮票售卖处的前面停下，因为还有半小时才下班而且没有其他顾客，我们继续聊天，所谈的是僧一行的天文学成就。他说一行发现恒星本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又说因为一行有过目不忘的天赋，假如他来参加剑桥大学的毕业试，必定胜人一筹。后来他想起来邮政局的目的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了。他赶去柜台买邮票，邮政员对他说：“来不及了，请你明天再来吧。”可见连西方的天文学家也津津乐道一行在科学上的成就。

　　其实我和阿瑟·比尔都是同在一个六人小组共同研究一行在天文学上的另外一个大贡献——这就是他的子午线测量的工作。从现代的常识来说，子午线是通过南北两极所画在地球上的一个想像中的大圆圈，圆圈分为三百六十度(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上，这个圆圈是分为三百六五又四分之一度)。假如能够测得子午线一度的弧长，那就可以算出地球的大小了。

　　自汉朝以来，一般从事于天文工作的人员，都是凭着夏至或冬至的正午，在南北两个地点所测的日影长度，来作臆断。他们认为假如两地的日影长度相差一寸，则两地的距离是一千里。他们测量日影的方法，是使用一支八尺高的标杆。其实这个“损益寸千里”的说法，并不正确可靠。隋代的刘焯(西元544～610年)就不同意这个理论。他主张在夏至、冬至和春分、秋分时在黄河南北两岸的平地，实测日影在正午的长度。他的计划已经递呈朝廷，隋炀帝表示赞同这份奏本，但是没有赐给任何人力和经费上的现实援助，因此刘焯的计划始终没有施行。

　　一行所领导的天文测量工作，能够如期进行，这是由于他获得玄宗的信任和太史监南宫说的鼎力支持。一行的工作人员所测量的地带，是以黄河南北地区为中心，北至北纬大约四十度，南至北纬十七余度。一行是以阳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告成镇)为中点，指派工作人员前往分布于南北区所指定的地点进行测候，各处所测的数值，都要和在阳城所测的数值作为比较。一行实地测量所获得的成果，终于推翻了过去“损益寸千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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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实地测量所获得的成果，终于推翻了过去“损益寸千里”的理论

所以一行和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和弘法几位高僧，在日本真言宗里具有崇高的地位。

他说一行发现恒星本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又说因为一行有过目不忘的天赋，假如他来参加剑桥大学的毕业试，必定胜人一筹。
......可见连西方的天文学家也津津乐道一行在科学上的成就。

一行不仅是一位圣密高僧，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一行实地测量所获得的成果，终于推翻了过去“损益寸千里”的理论。

　　一行所领导的天文测量工作，能够如期进行，这是由于他获得玄宗的信任和太史监南宫说的鼎力支持。

一行所领导的天文测量工作，能够如期进行，这是由于他获得玄宗的信任和太史监南宫说的鼎力支持。

通过以上两座天文仪器的观察，一行发现当时许多恒星的位置，与古代典籍所载的位置有若干改变。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变动为“本动。

太了不起了！
弟子看到许多祖师佛的传记，都在当时社会中能力非常得出众，贡献非常地大！真了不起！

一行不仅是一位圣密高僧，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一行实地测量所获得的成果，终于推翻了过去“损益寸千里”的理论。

日本的真言宗为弘法大师(774～834年)所创。他入唐求法，在长安青龙寺受戒时法名空海，师事主持惠果。所以一行和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和弘法几位高僧，在日本真言宗里具有崇高的地位。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圣地供奉有中土传入的一行大师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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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所领导的天文测量工作，能够如期进行，这是由于他获得玄宗的信任和太史监南宫说的鼎力支持。

一行实地测量所获得的成果，终于推翻了过去“损益寸千里”的理论。

太了不起了！
弟子看到许多祖师佛的传记，都在当时社会中能力非常得出众，贡献非常地大！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