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3之2

转载自《炎黄春秋》1998年 第8期，作者：薛攀皋

在争论声中，《纲要修正草案》

为麻雀网开一面

赞成并拥护消灭麻雀代表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刊于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所加的按语，明确指出编发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在中国动物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发言，以及《文汇报》刊出的几篇文章。

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尖锐地批评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周建人最后强调：“今日已明白地有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然是能够改造的，人们也有改造自然的勇气和信心。人类是能支配自然的，决不是顺民。”[6]

周建人陈述自己赞成消灭麻雀的见解，无可厚非，但他给反对消灭麻雀者扣上“自然界的顺民”，“均衡论者”的帽子，未必是实行百家争鸣应有的方式和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到，部分生物学家为麻雀翻案，不仅要冒犯上的风险，还难免受到某些同行的指责。他们走出这一步实属不易。

1957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麻雀对人有害呢，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当时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生态学家库加金，也持与米赫罗夫同样的看法。[7]

可能是接受了中外生物学家的部分意见，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经过修改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8]

这同1956年的《纲要草案》比较，不仅基本消灭四害的期限，由“五年、七年或十二年之内”改为“十二年内”，最重要的修正补充是提出了可以不消灭城市和林区的麻雀。

大跃进殃及麻雀，城乡大打灭雀战

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中有关麻雀问题的修正墨迹未干，很快就被大跃进、浮夸风所否定。

进人1958年，中央要求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纲要修正草案》。消灭“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的期限自然也随着大大地提前。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提出“消灭四害，不但可以在十年内实现，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实现”。

2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称：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要争取在十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3月17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与卫生部联合召开除四害、消灭疾病竞赛会议，口号是：“争取提早成为四无国”。

在中央号召之后，决定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辖市就有：北京市（定为两年）、河南省（定为三年）、上海市（定为三至五年）、江苏省（定为四年），山东省、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甘肃省、黑龙江省（定为五年），安徽省（定为五至八年）。

随着全国上下头脑发热，除四害的牛皮也越吹越大。12月30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上，谈到1959年的除四害任务时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争取在全国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实现‘四无’，迎接建国10周年”。

麻雀也许在“四害”中被认为是最好对付的，因而，从1958年3月起，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纲要修正草案》曾经作出的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规定，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首先从四川省开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灭雀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1600万只。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401160只。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自4月27日至 29日捕杀麻雀505303只。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共捕杀麻雀19 .6亿只。对小小的麻雀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大屠杀。

全国各地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新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人民日报》更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也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咒麻雀》诗一首，刊于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诗曰：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郭沫若同许许多多人一样，只能紧跟形势，他无法站在科学一边，却去咒骂无辜的、小小的麻雀，歌颂错误的灭雀大战，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国际友人唱反调，韩素音等谴责中国捕杀麻雀

国外舆论与国际友人对我国灭雀大战的评论，与国内的评价大相径庭。

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这位为新中国不知唱过多少赞歌，替中国人民不知说过多少好话的老朋友，在捕杀麻雀问题上同我们唱了反调。

1958年3月19日，正在新加坡的韩素音接到父亲在北京病逝的噩耗，3月24日赶来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她目击了北京市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过后，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麻雀即将灭亡》，发往美国的《纽约客》杂志。她不仅记下了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房上树上真人齐声呐喊、假人随风摇摆，撒开天罗地网聚歼麻雀的情景，更坦露对这场麻雀战的厌恶心情。她写道：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她哀叹：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她飞抵印度加尔各答，看到许多鸟自由飞翔时，情不自禁地发誓：我永远不愿再看到这样的麻雀战！[9]后来，她在《韩素音自传》中又提及此事。她写道：《纽约客》杂志接到她关于麻雀的文章后，编辑罗杰•安吉尔曾建议她把结尾部分删掉，说它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然而被她拒绝了。[1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顾问、苏联化学家米哈伊尔•阿•克罗契科，以同样的心情评价北京市的灭雀战。他目睹下榻的西郊友谊宾馆，所有的人被动员起来参加灭雀战斗。他写道：“整个运动首先是由党内某些头面人物发动的，他们认为麻雀糟蹋了太多粮食”，他们不懂得“麻雀虽然吃粮食，但它们也消灭了许多害虫，而这些害虫要比鸟糟蹋更多的庄稼”，并说“我们俄国人怀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对麻雀的屠杀”[11]

不计得失安危，生物学家继续为麻雀翻案

在《纲要修正草案》中规定“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之后几个月，全国许多城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围剿麻雀运动，生物学家对有关部门的言而无信很不理解。

人们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忽视生态平衡，必然要受到惩罚。在动员全民扑灭麻雀之后，由于缺少了抑制条件，1959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

但是，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发动消灭麻雀的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即《纲要修正草案》时，又提到了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尽管如此，特别是八届八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以及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之后，一些生物学家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翻案。

上海的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尖锐批评上海市不执行《纲要修正草案》关于城市不要消灭麻雀的规定。朱洗说：国外，德、法等国是保护麻雀的，日本是春天保护秋天打，苏联也保护麻雀，除了麻雀成群危害作物外，一般不打麻雀。中国历史上没有有组织地打过麻雀。吃虫的鸟类很多，但到城市里生活繁衍的种类不多，如白头翁、喜鹊和麻雀，但前两种数量相对较少，最多的是麻雀。麻雀可以打，但要在适当时间和适当地区打，如在秋季打一批，不是打光，不能全城动员打。

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冯德培认为，麻雀对人是害多抑或益多还是个问题，而老鼠、苍蝇、蚊子对人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等看待，列为四害之一不公平。

脑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张香桐说：麻雀在果园和森林地带益多害少。即使对农作物来说，益害比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只麻雀吃的粮食有限，而它吃了害虫可以减少庄稼的许多损失。如果算一笔账，还是保护麻雀为好。

理论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甚至说：为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12]

参考文献
6．周建人：麻雀显然是害鸟，《北京日报》，1957年1月18日。
7．苏联生物学家米赫罗夫答记者问，《文汇报》，1957年5月9日。
8．《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
9．韩素音：麻雀即将灭亡，（美国）《纽约客》，1959年10月19日，第43—50页。（英文）
10．韩素音：《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第255—256页。
11．米哈衣尔•阿•克罗奇科著、赵宝骅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院史资料与研究》，1992（6）：43—45页。
12．生物学家对消灭麻雀的不同看法，《科学简讯》新第28期，1959年9月26日。

人们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忽视生态平衡，必然要受到惩罚。

一些生物学家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翻案。
勇气可嘉！

人们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忽视生态平衡，必然要受到惩罚。

一些生物学家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翻案。

一只麻雀吃的粮食有限，而它吃了害虫可以减少庄稼的许多损失。如果算一笔账，还是保护麻雀为好。

现在提倡生态平衡好！

回复 1# 一粟


   

郭沫若同许许多多人一样，只能紧跟形势，他无法站在科学一边，却去咒骂无辜的、小小的麻雀，歌颂错误的灭雀大战，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