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3之1

转载自《炎黄春秋》1998年 第8期 ，作者：薛攀皋

历史事件有时会重演。18世纪40年代，普鲁士执政者曾因错误地下令扑灭麻雀，自酿苦果。19世纪60年代，法国重蹈覆辙。谁会料到，在世界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20世纪50年代，已经为历史和科学证明是错误的消灭麻雀的事件，竟在新中国重又发生。

现在50岁以上的人，对我国50年代的轰轰烈烈的全民灭雀运动记忆犹新。那场空前规模的灭雀大战是毛泽东发动的。部分生物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消灭麻雀。他们执著地为麻雀翻案，走过了近五年的漫漫长路，直到毛泽东把麻雀从“四害”名单中除名时止。

听信农民经验，毛泽东决心消灭麻雀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高潮，预计到全国农业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并将转而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大发展。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着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955年冬，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来自农村的毛泽东决定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这一年的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1]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一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但是，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1955年12月2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给中共上海局、各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的《农业十七条》中；在1956年1月间，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的《农业四十条》中，都将麻雀列入“四害”之中。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是这样表述的：“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2]

随着《纲要草案》的通过与实施，麻雀成为“法定”的被消灭对象，与“过街老鼠”同处于“人人喊打”的命运。

事实上，消灭麻雀运动在1955年冬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

尊重科学，部分生物学家呼吁为麻雀缓刑

在全国上下众口一声要消灭麻雀的时候，也有少数生物学家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他们认为定麻雀为害鸟，根据不足。

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尽管不少人由于灭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还是有几位同志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坦陈麻雀不是害鸟，反对消灭麻雀。

首先发言的是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洗。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郑作新接着发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防治雀害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鉴于座谈会上也有人拥护捕杀麻雀，而且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汝棋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3] 会议过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一些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

力主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与食性后认为：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鸟类与鼠类不同，就老鼠来说，它有百害而无一益。在鸟类中要找出一种和老鼠有同等资格的害鸟，实在是不可能的。[4]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也从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角度，主张“可以把麻雀作为控制的对象，不要作为扑灭的对象”。他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特别就青岛中国动物学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专家因为“扑灭麻雀”已订为国家政策，而不愿发言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可以修正”。[5]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0—263页。
2．毛泽东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3．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记录（1956年10月，青岛）。
4．薛德焴：再谈麻雀问题，《文汇报》，1956年12月3日。
5．张作人：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文汇报》，1957年1月30日。

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

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

麻雀不是害鸟，反对消灭麻雀。

部分生物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消灭麻雀。他们执著地为麻雀翻案，走过了近五年的漫漫长路，直到毛泽东把麻雀从“四害”名单中除名时止。

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

尊重科学，部分生物学家呼吁为麻雀缓刑

可以把麻雀作为控制的对象，不要作为扑灭的对象”

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

那场空前规模的灭雀大战是毛泽东发动的。部分生物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消灭麻雀。他们执著地为麻雀翻案，走过了近五年的漫漫长路，直到毛泽东把麻雀从“四害”名单中除名时止。

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

“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可以修正”。

定麻雀为害鸟，根据不足。
尊重历史  尊重科学

在全国上下众口一声要消灭麻雀的时候，也有少数生物学家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